1976年初，中央发布“一号令”，对核心领导班子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其中军队方面最重要的是，让开国上将陈锡联代替开国元帅叶剑英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此举在当时引起过一些议论，也让陈锡联获得了两个“唯一”：唯一以军委常委身份主持军委的，也是开国上将中唯一主持过军委工作的。纵观所有开国将军，陈锡联的地位都可以名列前茅。
其实不仅是权力，陈锡联的人品也极好，曾经有多位老革命身陷困境无人敢助，是他伸出援手。这样的战友情，格外令人感动。
一、
1959年的庐山，让很多人的命运为之改变，原本担任炮兵司令员的陈锡联，被调往沈阳军区接替邓华。
此时的邓华身份非常敏感，虽然中央层面的大会结束了，但各军区、各单位接到命令要继续揭批。这摆明了事情还没有过去，因此很多人都对邓华避之不及，生怕受到牵连。邓华回沈阳军区处理个人物品时，基本就没有旧部敢与之交谈。
邓华为人朴素，在沈阳军区当一把手多年，却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不过他想带走两把手枪，按照规定，这是不被允许的。执勤战士检查包裹时发现了此事，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做，只好上报给军区首长。
刚上任的陈锡联并没有武断地要求邓华留下，而是先派人查枪的来历。得知这两把枪是邓华出访时，外国政要送的，上面刻有邓华的名字，不具备杀伤力，只是观赏性物件，留个念想。
陈锡联跟军区政委赖传珠商议过后，认为邓华拿走枪支并非想要伤害谁，纯粹是一种精神寄托，他打了半辈子仗，也真心喜欢军旅生活。被迫离开后，只是用旧物来重温记忆，如果连这都剥夺，未免太过残忍，于是就都同意了。
陈锡联对于邓华的遭遇是很同情的，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只要是他主持的军区内部会议，都刻意避开有关邓华的问题，尽量不给别人借题发挥的机会。
在生活起居上，他也刻意另寻住处，没有住进邓华原先的配套居所。同时向后勤部门报备，保留了邓华一家的住房待遇。这让邓华等待新的工作安排期间，至少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
对于陈锡联的帮助，邓华也非常感动，1960年接到新命令赴川前，还特意登门致谢，感念这份不雪中送炭的周全照料。
二、
1972年5月，陈锡联二野的老战友杨勇获准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可以公开亮相，代表着复出的时机即将到来。但是，该把杨勇安排在哪呢？
杨勇是67年在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上被“打倒”的，北京军区自然不能回去。但别的军区也不愿突然调个人进来，基本都予以婉拒。
上级部门找到陈锡联来说此事时，陈锡联没有推脱，他很相信一起并肩作战过的杨勇，就提议可以让杨勇到沈阳军区来担任副司令员。为组织解决了一个难题。
杨勇抵达沈阳到前后，陈锡联多次在全体干部会议上表态，杨勇下达的命令等同于自己的部署，内部必须全力配合落实。
随后陈锡联也是处处为杨勇铺路，将训练战备、协调统筹等工作交给杨勇，让他尽快重新熟悉军队的事务。还一次次向军委递交材料，客观陈述其带兵才干与作战阅历。
因为有陈锡联的帮忙铺垫，杨勇很顺利地完成了过渡，1973年6月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三、
同样是在1972年，陈锡联还对其他将军伸出过援手，一是刘震。
作为同样出自鄂豫皖的老革命，陈锡联对刘震可是时常听闻，刘震是39军首任军长，39军当年又隶属于沈阳军区，从一些39军的老人口中，陈锡联大致对刘震有了一个印象，不希望这位能打的将军就此被埋没。
1972年周总理为“解放”老干部事宜走访了多个地区，在大连期间召见了陈锡联谈话。陈锡联专门带上了杜博（从东野2纵开始跟随刘震作战，72年在旅大警备区任职）。
杜博详细对总理介绍刘震的为人和治军特点，讲了很多好话。陈锡联也适时补充，说像刘震这样的干部，应尽快“解放”出来，沈阳军区愿意接纳！
当年刘震在空军遭到吴中将打压，吃了不少苦。虽然吴中将已经被隔离审查，但大多数人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没人帮刘震申诉。倒是经陈锡联这样提出，刘震才得以在1973年复出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四、
跟刘震有类似情况的还有成钧，1966年大运动开始后，社会各界陷入混乱，刘震和成钧等长期被打压的空军干部公开揭批吴中将的错误，希望让空军调整方向。
结果被吴中将反过来指责搞“罢官夺权”，刘、成等人都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陈锡联在说起刘震的事时，也提到了成钧，希望组织能给这些难得的将才一个机会。后来在干部复用建议书中，陈锡联又单独写明成钧的优势，建议将其安置在空军相关岗位。
上级部门进行多方研判考量之后，采纳了这份提议，不久成钧重返空军，恢复空军副司令员职务，继续统筹空军相关军务。
五、
1973年末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锡联改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这里，虽然更靠近核心，但危险也多了几分。陈锡联在极为汹涌的风波中，仍然敢为老战友说话。
1975年，陈锡联兼任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与他业务往来比较多的，是刚刚复出担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
张爱萍是个直性子，整顿国防科委时非常坚决，不向那些群众组织屈服。但是在一次会议上，他因为一句“现在的情况还没以前好，建国初期至少大家还能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感慨，被上纲上线，处境非常艰难。
1975年11月5日晚，在外地指导工作的张爱萍，突然接到了陈锡联打来的电话，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
等张爱萍回到首都，国务院派出华同志、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及国防科委的政委陶鲁笳一起来找他谈话。一次来了四位副总理，可见上级觉得此事比较严重。
但张爱萍丝毫不惧，纪登奎让他解释今不如昔是什么意思时，他很强硬地回答：“我从没说过‘今不如昔’这个词，但这样问了，我也说现在七机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你去看看，七机部现在的状态是不是比不上过去的老五院？大家都能看得到。”
纪登奎见他如此态度，就加重了语气，询问变成批评。结果张爱萍也愈发激动地回复，场面火药味十足。陈锡联担心事情闹大，会影响到张爱萍，就悄声让他承认错误，好快点过关。
张爱萍并未接受这好意，大声说：“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说你就承认犯了错误，我也承认过，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张爱萍马上吼道：那是你，我干不出来。
华同志见这个会开下去也没结果，就让张爱萍回去再想想。等张爱萍冷静下来后，意识到陈锡联也并非要挤兑自己，是希望风波快些过去，免得被扩大化。
张爱萍后来在回忆录里就说，李先念在高层面前帮忙说过话，陈锡联的劝导是好意，华同志处理稳当，可自己没改变态度。
后来陈锡联多次在军委会议上帮张爱萍说话，表示张爱萍不是讽刺当下的意思。可张爱萍已经有些赌气了，听到陈锡联的帮助并未领情，反倒坚持说就是那个意思。
陈锡联能做的都做了，结局他也无法左右。不过敢在那样的环境下帮忙，已是非常难得。
这样一看，毛主席76年选中陈锡联来主持军委，其实也是有很多考量在里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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