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鲁迅（左）和藤野先生（右）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名作，中国人只要上过初中的，都在语文课本上读到过，也正是为了辅导孩子语文，我重温了这篇散文，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以前从未细想过的问题：鲁迅为何怀念藤野先生？
鲁迅虽然深情回忆了藤野先生，但说实话，那看起来都是一些平淡的小事，诸如为学生批改讲义，那也几乎是任何一个认真点的老师都会做的，看起来既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也未格外看重这个学生，然而鲁迅给他的褒奖却极高：
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事实上，连藤野严九郎本人都对鲁迅如此推崇自己大惑不解。鲁迅去世后，他写了一篇 《谨忆周树人君》，发表在昭和十二年（1937）三月号的《文学案内》杂志上，坦承：
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鲁迅直到去世前一直将藤野先生的照片挂在寓所墙上，可是藤野却说，“我 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可见当年与鲁迅“惜别”，对他而言并非很特别的事。
他不但从未和鲁迅合影过，也谈不上另眼看待，在他的记忆中，那只是当时一个成绩平平的学生：“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鲁迅向藤野先生求教
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少年时代曾学习过汉文，“ 所以我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 ”
藤野确实对中国抱有善意。日本侵华八年战争期间，不管药商如何高价求购，他始终拒绝卖药给日军。1945年8月11日，他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四天去世，而在此之前，他还对两个儿子说：“你们记住，中国乃是将文化教给日本的先生。这样的战争必须早日停止。”
然而，这并不代表他对鲁迅有什么特殊照顾，当时在仙台医专的中国留学生不止鲁迅一人，藤野也都一视同仁给予了善意。正因此，鲁迅本人对藤野先生的肖像照和“惜别”赠言如此珍惜，但藤野本人在三十年后竟然茫无记忆。
当然，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像藤野先生这样不歧视弱国子民，本身就相当可贵，以至于班上的日本学生怀疑他在成绩考评中偏袒中国人，泄漏题目给鲁迅，然而事实是：鲁迅在仙台医专7门课里唯一不及格的，便是藤野先生给出的解剖学分数，三个学期分别为60分、60分、58分。由此也可见鲁迅求学时的处境：当时在日本国内，歧视中国人才被看作是“正常”的，以至于不歧视就要被怀疑是偏袒，但这种非黑即白的两极化态度无法理解“既不歧视也非偏袒”，鲁迅想必也是极少得到这样的对待，才内心铭记如此深刻。
从仙台医专1904级学生第一学年的成绩来看，鲁迅在142名学生中排在第68位，要不是藤野先生分外严格，拉低了分数，本来他的成绩还能更好看一点。一般的学生遇到这种老师只会怨恨——当时也确有不少留级生怨恨藤野先生，但从鲁迅的散文里看不出一丝对这位严师的不满。
任教于仙台医专的藤野严九郎
那么是藤野先生教得特别好吗？看起来也不像。
藤野严九郎一生都不曾被看作是“名师”，要不是鲁迅的回忆文章，他就算在日本国内也没什么人会记得。他的孙子回忆，祖父一辈子都没什么特别的大贡献和大作为，跟“伟大”实在不沾边。
1904年9月鲁迅到仙台医专求学时，全校10名教授中，有6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2人曾海外留学，藤野严九郎论学历（爱知医学校）是最差的，另一位田代讲师虽然和他同样出身，但在职到德国取得了医学学位，因此月薪比他多400日元。1915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没有留洋经历的教师一律不续聘，藤野不得不辞职归乡，作为一名小诊所医生终老。
在当时日本国内崇洋的气氛下，最受学生推崇的是留德归来的 敷波重次郎，而藤野严九郎缺乏光鲜学历，说话还夹杂着浓重的北陆方言口音，仪表又寒酸——其它教授都每天坐人力车到校，只有藤野步行。可想而知，这让他成了学生们眼里的笑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第一堂课一开口，鲁迅就听到留级学生们在后排发笑。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身也映照出鲁迅的内心：当别人都在讪笑这位看似寒酸古怪的老师时，他反倒产生了一种格外的亲近感，或许这是一种同为受排斥者的共情，也从藤野先生身上看到了被排斥、被孤立但仍然独立坚持自我的精神。
对鲁迅来说，藤野先生作为“恩师”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具体讲授的知识，而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垂范：藤野为人正直、磊落，不卑不亢， 不攀附、不媚时、不动摇，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即便在那种狂热的时代洪流裹挟下，他始终坚信日本那样对待中国是不义的。
考虑到他成长的年代，这就尤为不易了。
一般人读《藤野先生》，说不定误以为他是个老头，因为鲁迅对这位恩师的态度恭敬得如对长辈，但其实他只比鲁迅大7岁——鲁迅当时已23岁，而他也才30岁。
1874年出生的藤野严九郎，成长于日本对华蔑视达于顶点的时代，当时连内村鉴三这样的和平主义者都曾为甲午战争欢呼，在这种气氛下，藤野本人或许觉得“把中国人当人看”是“本该如此”的事，但对鲁迅这样对受歧视极为敏感的人来说，这一点本身就极为难能可贵，一如黑暗海面上的一盏灯塔。
尤为重要的是，藤野严九郎的那种善意并非出于怜悯的特殊照顾：他虽然为鲁迅订正讲义，认真批改，但他对其他学生也一样。这种好不是“滥好人”的好，而是以人为本的自然流露，鲁迅这位中国学生既不被视为“弱国子民”，也不是因为可怜他才这样——事实上，以鲁迅的个性，后者说不定更有伤自尊。简言之，藤野先生能超越身份“把人当人看”，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仁”。
藤野先生最后对鲁迅的怀念，也可见其人。在1937年春那种山雨欲来的形势下，这样撰文纪念一个中国作家，当然也需要勇气。不仅如此，他在文中既未居功自傲，也不添油加醋，说一些反正死无对证的话——说实话，他们师生当年如何相处、他如何将照片题赠给鲁迅，这除了他又有谁知道呢？但他就是这样，一是一，二是二。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藤野严九郎的一生其实是失败的，但其人格的力量激励着鲁迅：敢于对抗俗流、坚持自我，即便对待弱者也能一视同仁，不失其生而为人的尊严……所有这些，比任何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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