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江苏苏北，粟裕带着少数参谋和测绘人员，绕行车桥、曹甸等敌占区。表面上，他是去黄花塘参加会议，实际上却在一路察看地形，寻找日伪军防线中最难啃、也最值得啃的那块骨头。
车桥并非普通集镇。它位于淮安、泾口、泾河、曹甸之间，连接苏中、苏北和淮南等地，是敌我双方往来的关键节点。日军占领这里后，便把它打造成一枚钉子，试图切断新四军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据点的工事相当扎实。日伪军修筑了五十三座碉堡，围墙高大，外壕宽深，壕水还与界河相通。这样的防御体系，若只凭一股猛劲硬冲，部队很容易陷入伤亡惨重、久攻不下的困境。
但粟裕看到的，不只是碉堡和壕沟。
车桥守敌虽然工事坚固，兵力却不过六百余人，而且地处日军第六十五师团与第六十四师团的接合部。两支部队之间，往往存在指挥衔接不紧、增援反应迟缓的问题。一个孤立据点，只要外援被挡住，坚固工事也可能变成封闭的铁笼。
粟裕在途中反复观察，不时向当地干部和群众询问敌情。有人提醒他，车桥不好打。粟裕没有急着反驳，只说：“难打，才更要把准备做足。”这句话，恰好道出了这场战役的分量。
当时，新四军第一师师部和苏中军区机关驻在台南一带。当地地域狭窄，部队和机关较为拥挤，干部整风、部队整训都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倘若车桥能够拿下，不仅能削弱日伪军的封锁，还能为机关转移和部队休整打开空间。
然而，机会并没有马上出现。1943年，日军在华中仍有较强控制力，新四军若贸然发动大规模攻坚，必须承担敌军迅速增援的风险。粟裕没有因车桥的重要而仓促下手，而是把战役设想压在心里，等待敌我力量出现变化。
1944年初，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受挫，华中兵力有所调动，苏中地区的敌我态势逐渐改变。粟裕判断，车桥守军孤立、援军距离较远，战役条件已经成熟。经过苏中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攻打车桥的计划获得批准。
这不是单纯的攻坚战。新四军第一师第七团担任主攻，师炮兵大队配合作战；第一团、第五十二团、泰州独立团等负责阻击援敌，地方部队担任机动力量。北面还争取新四军第三师在顺河集、凤谷村一线活动，牵制和防范可能出现的敌情。
战役的关键，被概括为“攻点打援”。车桥是拳头，援军则是伸过来的手。只要把据点和援军同时牵制住，日伪军就难以形成合力。粟裕要求部队利用夜色接近，突然突破，不给守敌充分组织火力的时间。
为迷惑日军，新四军还制造了进攻泾口、机关向北转移的迹象，使敌人误以为即将面临一次大规模“扫荡”。这种安排看似是在外围绕圈，实则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错误方向。战斗开始前，车桥守军并未摸清新四军的真正目标。
1944年3月5日凌晨，车桥方向突然响起枪声。第七团分路接近据点，战士们冒险泅渡外壕，架设云梯，向围墙和碉堡连续发起突击。工事虽险，守敌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突破口打开后，新四军迅速分割各处据点，压缩日伪军的活动范围。
伪军大部被击溃，残余日军退入核心碉堡。新四军调集火力压制，随后组织突击，逐步肃清顽抗之敌。车桥内部激战正酣，外围阻援部队也没有闲着，因为真正决定战役成败的，正是日军援军能否赶到。
淮安日军先后组织兵力驰援。援军进入芦家滩一带时，遭到地雷和伏击火力打击；随后赶到韩庄的部队，又受到正面阻击与侧后突击。新四军不与敌人进行消耗性的硬拼，而是利用地形分割敌军，打乱其队形，再集中兵力逐段歼击。
有一股日伪军企图趁夜从右翼芦苇荡迂回接近车桥。新四军发现后迅速出动，将其堵截在途中。援军屡次受挫，车桥守军失去外部支撑，原本严密的据点逐渐成了孤立无援的死地。
战斗持续至3月7日前后，车桥及周边战斗相继结束。根据战报，新四军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五人、伪军五百余人，摧毁碉堡五十三座，并俘获一批日军官兵。此战还迫使淮安至宝应以东地区的多个日伪据点撤退，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之间的联系明显改善。
车桥战役的价值，不只在于夺下一座据点。它证明敌后部队同样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实施攻坚，也能够把运动战、伏击战和阻援战结合起来。进攻车桥是“掏心”，外围打援则是“断臂”，两者缺一不可。
战役结束后，新四军第一师师部和苏中军区机关进入宝应东部地区，组织群众开展生产，帮助筹措稻种、农具和船只。军事胜利由此转化为根据地建设的条件，车桥这个曾经压在百姓头上的据点，也从封锁线上的钉子，变成了新四军向华中反攻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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