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的《桃花扇》在北京上演。
这出戏写的是南明弘光朝的兴亡，写的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戏里有一个角色，让人恨得牙痒。
他叫马士英。南明弘光朝的内阁首辅。在《桃花扇》里，他是权奸，是误国者，是奸臣二字的化身。
这出戏太成功了。成功到此后三百年，马士英在普通人心里，就和秦桧差不多。
但马士英临死前做的事，又是那么壮烈。
弘光政权覆灭后，他没有降清。他辗转浙江一带，组织抗清义军，多次参战。兵败后遁入空门，被叛徒出卖，清廷将他抓获。
《清实录》等史料记载，马士英兵败后被俘，最终被清廷处决。
一个被骂了三百年的奸臣，最后竟死在了抗清的战场上。
那他到底冤不冤？
一、他洗不掉的那两件事
马士英不是没有问题。他有两件事，洗不掉。
第一件，推荐阮大铖。
阮大铖是个什么人？他早年依附东林党，后来投靠魏忠贤阉党，崇祯朝被定为逆案中人，永不录用。南明建立后，马士英顶住朝臣的反对，向弘光帝推荐阮大铖复官。
阮大铖上台后，着手打击东林、复社党人，让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弘光政权更加乌烟瘴气。
马士英为什么要推荐阮大铖？原因很复杂。
阮大铖对他有恩。当年是阮大铖把人情用在同年马士英身上，把马士英送上了凤阳总督的位置。马士英投桃报李，推荐阮大铖复出。
报恩这件事，放在普通人身上是美德。放在首辅身上，就是把私交放在了国事之上。他赌的是阮大铖的能力，输的是弘光朝的政局。
第二件，定策之争。
崇祯殉国后，南京需要新皇帝。当时有两个人选，福王朱由崧，按伦序当立，潞王朱常淓，以贤明著称。
东林党人反对福王，理由是福王的祖母是万历朝的郑贵妃，当年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东林党人拼死反对。如果福王即位，东林党人担心被清算。
马士英不管这些。他联合江北武将，以兵力优势拥立福王，造成既成事实。史可法等人只好承认。
这件事，后来被东林党人定性为马士英窃取定策之功。严格来说，福王确实是伦序当立的第一人选。马士英的拥立，在法理上站得住。
问题在于，他拥立福王之后，借定策之功入阁，又指使总兵高杰、刘泽清上疏催促史可法督师扬州，把史可法排挤出京。
从这一刻起，他和东林党人彻底翻脸。
二、他也做了这些事
马士英入阁后，和东林大臣一起制定了多项政策，朝政一度颇有新气象。
他分江北为四镇，由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率领，各守一方，构筑长江防线。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四镇将领后来确实尾大不掉，跋扈难制。在当时那个局面下，南明没有更好的选择，南京的兵力不足，必须依靠江北的军队。
他也提携过东林后进。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就是他举荐的。陈子龙评价他：“贵阳（指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豪放不拘，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
意思是，马士英人不错，就是有些糊涂。他不是不懂政治，他是懒得搞派系那一套。
李清也说：“马辅士英初亦有意为君子，实廷臣激之走险。”
马士英和复社的关系原本不差。他是张溥的好友，他的堂妹夫杨文骢也是复社早期成员。
他和东林党人翻脸，根源不是原则分歧，而是阮大铖复出问题，以及复社发布《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复社一百四十多人联名写公开信驱逐阮大铖，马士英替阮大铖说了几句话，就被划到了对立面。
换句话说，马士英和东林党的决裂，一半是因为阮大铖，一半是因为东林党人不肯容人。
三、谁在写他的历史？
《明史》把马士英列入《奸臣传》，和阮大铖合传。
《明史》的编纂者是谁？是东林党人的同情者，是东林后人的弟子。
黄宗羲的弟子主持了《明史》的编纂。清廷修《明史》时，参与编纂者中有不少东林党人或其后学，他们在评价马士英时难免带有派系立场。
这不是纯粹的历史评价，更像派系清算。东林党人恨马士英，主要不是因为他误国，而是因为他站到了东林党的对立面。他后来被列入《奸臣传》，多少是吃了这个亏。
更早给马士英定下奸臣标签的，是《明史稿》。《明史稿》成书早于《桃花扇》问世。
也就是说，孔尚任写《桃花扇》的时候，马士英在官方叙事里已经被定性了。孔尚任没有创造这个形象，他只是把这个形象搬上了舞台。
孔尚任用的还是正邪对立的老套路。马士英、阮大铖是邪，史可法、复社文人是正。
孔尚任忽略了一个问题，史可法在扬州城破后殉国。此后，清朝统治者不断褒扬他，乾隆年间追谥忠正，并在扬州梅花岭建祠纪念，用以笼络人心、表彰忠节。
歌颂史可法，最初是清朝统治者领头的。
一个被清朝官方褒扬的人，和一个被清朝官方贬斥的人，谁的形象更接近真实？
四、一个矛盾的答案
马士英不是没有争议。
他推荐阮大铖，是错的。他排挤史可法，是权斗。他做首辅时，朝中多有卖官鬻爵的传闻。
他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奸臣”。
他有知兵之名。他的家族世代为贵州卫指挥使，他本人在宣府巡抚任上历练过，对军事并非外行。
弘光政权覆灭后，他拒绝了所有投降的机会。绍宗、鲁监国两方势力都不容他，他依然在浙江组织抗清。
他被清廷俘获后拒不投降，最终遇害。一个被骂成奸臣的人，死在了抗清的前线。
他的悲剧在于，他站在了东林党的对立面，而书写历史的人，恰恰是东林党人。
《明史》给他的评价是为人贪鄙无远略。
一个贪鄙无远略的人，会在政权覆灭后继续抗清吗？一个贪鄙无远略的人，会拒绝投降、从容就义吗？
马士英不是完人。他做过错事，犯过糊涂。但奸臣这个标签，是别人贴上去的。
清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上演的时候，马士英已经死了五十三年。
台上的马士英是白脸奸臣，台下的人在骂他。
没有人记得，这个人在五十多年前，死在了抗清的战场上。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写马士英的胜利者，不是清朝，是东林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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