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1日，太平洋航线上，钱学森一家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驶向远东，一封署名“钱均夫”的电报送到他手中。电文不长，意思却十分明确：路上务必谨慎，中途不要下船，抵达香港后会有人接应。
这不是普通家书。
钱学森很快明白，电报所说的“不要下船”，并非家人对旅途的叮嘱，而是关系一家人安危的提醒。多年以后，随着相关档案逐步披露，人们才知道，电报虽署父亲之名，真正关心这趟归途、并作出安排的人，是周恩来。
钱学森没有下船。
邮轮先后停靠檀香山、马尼拉等地，不少同行的中国留学生上岸活动，他却始终留在船上。后来他回忆，自己一旦离船，美国方面便可能不再承担保护责任。对一个刚刚获准离境、又长期受到监视的人来说，船舱虽狭窄，反而是当时最稳妥的地方。
这份谨慎，并不是多心。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钱学森便产生了回国念头。当时他已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在火箭、航空和工程控制领域颇有声望。美国军方清楚他的价值，也清楚他的研究一旦服务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1950年6月，美国有关部门限制他接触机密工作。钱学森提出辞职，并明确表示准备回国。调查人员曾询问他是否坚持返回中国，他只回答：“是的，我打算回去。”
这句话带来了持续多年的麻烦。
1950年9月6日，钱学森在洛杉矶家中被带走，随后遭到关押。获释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恶化。蒋英后来回忆，丈夫在拘押期间长期无法正常休息，精神和体力都受到严重影响。获释后，他仍被严密监视，通信受查，行动受到限制，定期还要向有关部门报告情况。
钱学森没有因此停止工作。
无法接触原有研究，他便转向工程控制理论，整理多年积累，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这部著作后来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恩师冯·卡门读到书稿后，对他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钱学森借此证明，即使研究条件被人为压缩，科学思考仍然无法被关押。
但书写得再好，也不能替代回国。
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即将展开。美国方面在处理被扣人员问题时，始终声称钱学森没有明确回国意愿。恰在此时，钱学森设法写出一封求助信，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
信不能直接寄出。
为避开审查，钱学森把信夹在寄往欧洲亲属的信件中，蒋英又以不显眼的笔迹誊写在烟盒纸上。夫妻二人外出时分头行动，一人吸引监视人员注意，另一人将信投入邮筒。信件辗转送到上海，最终到达周恩来手中。
信中的话很克制，却把处境说得清楚：自己被困美国多年，始终希望回国；除他之外，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同样想走，却未获许可。它既是求助，也是对美方说法的直接反证。
会谈开始后，中方代表王炳南掌握了这封信。美方再次表示钱学森没有回国意愿时，王炳南当场出示信件。事实摆在面前，对方无法继续回避。1955年8月4日，美国方面通知钱学森可以离境。
消息传来时，钱学森终于获得了等待多年的答案。
9月17日，他与蒋英、钱永刚登上邮轮。临行前，家人已经预料到归途不会轻松。蒋英曾与丈夫商定，若经过边境时出现异常，必须尽力保护他。这样的安排听起来沉重，却反映出当时一家人面对的真实压力。
9月21日，那封署名父亲的电报抵达船上。钱学森随后向陈叔通发电，报告航程顺利，并说明预计抵达香港的时间。电报往来一明一暗：一封报平安，一封保安全，背后都是国内对这次归国行动的周密关注。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抵达香港，随后经罗湖口岸进入中国境内。持续五年的阻拦至此结束。那张不大的电报，后来被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收藏。纸面上的署名属于钱均夫，而真正发报人的身份，直到多年后相关档案披露，才被更多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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