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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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依法判刑,本身没有问题。任何国家都有权保护主权、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但伊朗23岁会计专业学生娜芝梅·阿米尼的案件,暴露出一种难以解释的量刑失衡:国家安全相关罪名带来12年6个月又1天监禁,宗教言论却招致一审死刑。两份判决放在一起,公众看到的是宗教冒犯获得了比本案国家安全问题更严厉的惩罚。
人权活动者通讯社HRANA发布的阿米尼人物配图。相关报道指出,她在两个分别审理的案件中被判长期监禁和死刑,死刑判决尚未终审。
据人权活动者通讯社HRANA援引家属方面消息,阿米尼涉及两个分别审理的案件。马什哈德革命法院就国家安全及反政府宣传等指控判处长期监禁,另一刑事案件则以“侮辱先知”判处死刑。伊朗《呼罗珊报》随后也报道了相关死刑案。判决尚未终审,仍可向最高法院申请复核,但一审已经把这名年轻女子推到了生死边缘。
讨论此案,首先应当承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政府不能放任暴力破坏、颠覆活动或其他实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对依法查明的违法犯罪追究责任,是国家履行治理职责的正常内容。问题在于,当国家安全案件已经通过监禁表达惩罚,司法又因宗教言论动用最高刑罚,便必须解释这种更严厉的惩罚究竟对应多大的现实危害。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行为造成的损害、危险和责任相称。国家安全关系国家存续与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宗教冒犯主要涉及信仰尊严和情感伤害。两者都可能引发严肃争议,但从侮辱性表达走到剥夺生命,需要跨越极高的正当性门槛。迄今公开材料没有呈现涉案言论造成具体致命后果的证据,死亡却已成为法院给出的惩罚。
这种判决传递的信号非常直接:在阿米尼身上,挑战政治秩序尚有刑期终点,冒犯宗教权威却可能失去整个人生。公众质疑的正是这一尺度。如果宗教尊严受到冒犯,就足以成为国家处死公民的理由,刑罚与社会危害之间的联系便会被削弱,宗教情绪则可能获得支配国家强制力的地位。这很难被解释为合理而克制的治理。
伊朗的宗教传统应当得到尊重。伊斯兰信仰在当地具有深厚历史,对先知和伊玛目的敬重,也构成许多人理解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外界没有必要用嘲弄信仰的方式批评判决。但尊重传统,同样要求认真讨论国家惩罚的限度。信徒可以反对侮辱、要求道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国家则应以与损害相称的方式处理冲突,避免让宗教争议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尤其值得追问的是,伊朗法律本身已经给此类案件留下排除死罪的空间。刑法第262条规定“侮辱先知”可判死刑,第263条则列出胁迫、错误、醉态、愤怒、口误或转述他人等抗辩情形。相关附注甚至规定,部分情形可以转为鞭刑。鞭刑同样严厉,但这些条文至少表明,宗教冒犯并非在任何主观状态下都应被认定为死罪。
伊朗马什哈德中央监狱,即瓦基拉巴德监狱,外观资料图。阿米尼被关押于这所监狱;该照片拍摄日期未注明,不是本案庭审或拘捕现场。
按照《呼罗珊报》记载,阿米尼的律师提出失言辩护,她本人则称,自己与朋友食用致幻蘑菇后,在幻觉状态下发表了相关内容。法院没有接受这些说法。在死刑案件中,法院应通过发帖记录、行为状态和必要鉴定,判断她是否具有相应的辨认与控制能力,并说明拒绝抗辩的理由。法律既然明确承认主观状态可能影响死罪成立,审查就不能只停留在对辩解是否可信的直觉判断。
报纸还记载,法官追问她为何没有在同样状态下辱骂美国、以色列,以及为何仍能选择发布内容的网络渠道。这样的追问不足以独立解决法律问题。是否懂得操作设备,与是否符合第263条规定的抗辩情形,需要分别查明。针对特定对象发言,也不能自动证明她具备承担死刑所要求的全部主观责任。法院若要排除法定抗辩,就应给出能够接受检验的证据和理由。
案件的透明度也直接关系死刑能否成立。涉案贴文具体内容至今没有公开,公众无法看到完整语境,更无法独立判断言论究竟涉及粗俗辱骂、情绪宣泄,还是其他性质的表达。死刑的后果不可逆,证明要求理应更高。仅凭“侮辱先知”的罪名标签,无法替代对原始内容、主观状态及实际危害的审查,更不足以消除外界对量刑失衡的疑问。
阿米尼自狱中传出的录音,使案件具有了更具体的面孔。她请求外界替自己发声,希望获得公正审理和辩护机会。年轻、求学或怀有梦想,都不构成违法后的当然豁免;同样,涉嫌违法也不意味着生命可以轻易被剥夺。司法必须回答的始终是行为与责任,而宗教身份的庄严程度,不应取代对一个具体生命的审慎判断。
人权组织警告,这类判决会扩大死刑对网络表达的威慑。这个担忧有现实背景。伊朗人权组织记录,2026年前九个月至少有604人被处决,其中包括杀人、毒品和国家安全等多种罪名。这个数字不能全部算作言论或抗议案件,却说明死刑在伊朗具有实际执行基础。2023年,两名男子也曾因包括“侮辱先知”在内的罪名被处决。
因此,阿米尼面对的风险不能被一句“尚未终审”淡化。一审判决已经形成持续压力,也向其他网络使用者划出了可能致命的边界。当普通人难以预判一句话会触发何种宗教定性,而最严重的后果又是死亡,社会便会以扩大沉默来规避风险。这种恐惧未必增加对信仰的认同,却会让人更难区分宗教敬重与对刑罚的服从。
伊朗最高法院仍有纠正空间。复核应当围绕言论性质、法定抗辩和量刑比例展开,对宗教死刑案作出独立审查。国家安全案件可以依其事实和法律继续处理,两案分别审理,也应分别判断责任。对其中一案追究刑责,并不要求在另一案中把刑罚推向极端;维护国家权威,也完全可以与约束宗教惩罚同时进行。
本案最需要改变的,是宗教冒犯在量刑上压过国家安全相关犯罪的失衡。尊重先知,应当通过信仰实践、公共讨论和适度法律救济获得支持。用死亡捍卫宗教尊严,只会使国家承担无法挽回的代价。伊朗有权维护国家安全,也应当向公众说明:为什么同一名被告危害国家被判监禁,冒犯宗教却要付出生命。这个问题,一审判决至今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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