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从司令部电台前走到功德林院子里，身份一夜翻了个面。
一个是东北“剿总”副司令，一个是山东军政主官，一个守着湘鄂川边，一个在淮海战场指挥重兵，还有一个挂着陆军上将衔。
前五位，名字摆出来是：范汉杰、王耀武、宋希濂、杜聿明、王陵基。
一九四八年十月，锦州城里炮声压过了电话铃。
范汉杰坐镇锦州指挥所，职务是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桌上摊着地图，铅笔划过锦州、义县、塔山一线，他原先以为这座城还能撑下去。
可锦州没有给他一个月。
城破后，他换了衣服，混在人群里往外走。路边尘土扬起来，身上的将官派头藏不住，最后还是在逃亡途中落到了解放军手里。
他早年是黄埔一期，后来又去德国学军事，打过抗战，也走过反蒋又归蒋的弯路。到了东北战场，他已经是蒋介石倚重的人。
进了战犯管理所后，范汉杰没有再摆架子。纸笔摆到桌上，他写锦州战役经过，也写自己过去打仗的见闻。
一九六〇年，他获得特赦。
往后成了政协文史专员，晚年还多次谈到两岸往来。
第二个，是王耀武。
济南战役前，他是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军政大权一把抓。城墙、机场、内城防线，都压在他肩上。
王耀武出身黄埔三期，靠七十四军起家。抗战时，他带兵打硬仗，七十四军名声很响，他本人也被蒋介石看重。
可到了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城里已经守不住了。吴化文部起义，西线打开缺口，攻城部队压进来。
王耀武化装出逃，走到寿光一带，被地方武装截住。
他没能走掉。
功德林里，王耀武当过学习委员。开会时，他坐在小桌前，翻材料，记笔记，和当年在济南城头发号施令的样子，已经是两个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首批特赦名单里有王耀武。
出来后，他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也担任过政协委员。
第三个，是宋希濂。
他的位置在西南，名义是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大势已去，他还带兵在大西南周旋。
宋希濂也是黄埔出身，和陈赓有旧交，青年时代还一度接近共产党。可后来道路分开，他成了蒋介石阵营里的重将。
一九四九年底，他兵败被俘。
压在他心里的，不只是败仗。
一九三五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害，执行命令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正是宋希濂。多年后，他谈起这件事，话里常带着沉重。
特赦以后，周总理接见他。宋希濂站在接见厅里，低着头，心里那块石头才算慢慢松动。
第四个，是杜聿明。
杜聿明军衔是中将，可分量很重。他任过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司令，也在淮海战役中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陈官庄寒地里，他的部队被围。士兵冻饿交加，阵地上到处是散落的枪支、棉衣、破箱子。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结束，杜聿明被俘。
他起初抵触很深。可几年过去，功德林院子里，他也开始坐下来写材料，回忆淮海战场，整理旧事。
一九五九年，他和王耀武、宋希濂一起首批获特赦。
后来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人大代表。
第五个，是王陵基。
这五个人里，单看军衔，王陵基最高。他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川军旧人，资历很老。
可是他的实际职务不如前面几位显赫。到解放战争末期，他任第七绥靖区司令，仍在四川一带组织抵抗。
大势已经压下来，他还想走。
一九四九年底，王陵基在四川江安一带被俘。昔日川军老将，最后也进了功德林。
起初，他不服气。后来，院子里的劳动、学习、谈话，一点点磨掉了旧脾气。
一九六四年，王陵基获得特赦。
三年后，他在北京病逝。
功德林的院子不大，装下的却是半部国民党军将领的落幕史。
范汉杰写锦州，王耀武写济南，宋希濂写旧案，杜聿明写淮海，王陵基低头走过院里的砖路。
从前他们身后是司令部、卫队、作战地图；后来手里只剩一支笔、一张纸、一段不能回头的旧路。
战场上输掉的是兵权，功德林里重新面对的，是他们各自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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