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任芷芳出身于显赫家庭。她从小接受中西式教育，住在宽敞宅院里，身边有仆人照料，生活与普通人相隔甚远。谁也没有料到，这位曾经的名门小姐，后来会站在异国街头，亲手炸油条、卖豆浆。
任芷芳自幼爱洁，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理发时，她常要求另买一套工具；家中床单频繁更换，厨房用具也要反复清洗。这样的生活习惯，在富裕环境中并不显得突兀，却需要持续不断的财富支撑。
任家与盛家联姻时，盛毓邮刚从海外求学归来。盛毓邮的祖父正是晚清商界的重要人物盛宣怀，盛家曾拥有庞大的产业和显赫声望。只是，家族财富越厚，内部关系往往越复杂，盛家后来也逐渐陷入产业分散、家业衰落的困境。
这桩婚事并非一开始就顺利。任芷芳不愿只凭父母安排决定终身，提出要与盛毓邮见面相处。盛毓邮的想法也相近。一次约见中，他远远见到任芷芳后，竟先回家准备礼物，忘了通知对方，结果让任芷芳独自在约定地点等候。
任芷芳回到家时，盛家的礼物已经送到。面对这场阴差阳错的相识，她没有再过多计较。婚后，两人相处融洽，盛家与任家的联姻也成为上海社交圈中的大事。
可盛家的根基，并没有婚礼看上去那样稳固。盛毓邮的父亲长期沉迷牌局，家中贵重物品和产业不断被变卖，账目上的亏空越来越大。任芷芳协助丈夫整理账目时，才发现家产损失远比想象中严重。
盛毓邮曾试图劝阻父亲，也安排人留意家中账目，但积重难返的家业很难靠一两个人挽救。1949年前后，上海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许多旧式家族的生活方式随之结束。盛家原有的财富逐步消散，任芷芳夫妇也从优裕生活转入必须亲自谋生的阶段。
盛毓邮一度难以适应。他尝试过做生意，却因资金不足屡屡受挫，后来独自前往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寻找机会，仍没有建立稳定事业。辗转到英国后，他在餐馆洗碗，把一点点工钱积攒下来，希望重新开局。
有一次，他把积蓄交给一家小型金融机构，准备筹办企业，结果对方事后推脱，合同与资金都没有得到承认。多年奔波换来的希望突然落空，盛毓邮的打击可想而知。之后，他前往东京投靠弟弟，在弟弟经营的餐厅里重新看到了方向。
“餐饮未必只能从大店做起。”盛毓邮回到上海后，对任芷芳说，“咱们先摆摊，能养活一家人就行。”任芷芳担心丈夫再次受挫，却没有泼冷水，只回答：“这一次，我跟你一起做。”
两人带着孩子前往东京，起初租下店面经营小餐馆。由于客源不足，店铺很快难以维持。失败之后，他们把目标缩小，改做中国式早餐，在街头售卖油条、豆浆和包子。
这对任芷芳而言，是一道很难跨过去的坎。她原本连日常物品都要反复清洁，如今却要面对面粉、油锅和忙碌的街边摊。她没有把难处挂在嘴边，而是穿上围裙，站到丈夫身边。盛毓邮尽量承担和面、蒸包子、打豆浆等活计，让她少接触滚油。
有意思的是，任芷芳对卫生的苛刻，反而成了小摊的优势。她把案板、锅具和食材收拾得格外整洁，顾客吃得放心，回头客越来越多。夫妻俩每天提前出门，天亮前便开始准备，忙时连歇脚的工夫都没有。
早餐摊稳定后，两人攒钱租下铺面。任芷芳还特别照顾在东京求学的中国学生，为他们提供兼职机会。店里的生意逐渐扩大，从早餐铺发展为能够供应三餐的餐馆，后来又加入更多上海风味菜肴，逐渐形成自己的招牌。
事业重新有了起色，夫妻俩却没有恢复旧日的少爷小姐做派。缺人时，他们自己端盘、收拾、采购，任芷芳也不再回避厨房里的油烟。那段从名门宅院走到街头摊位的经历，改变的不只是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她对财富、家庭和谋生这几个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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