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东京街头，盛毓邮夫妇守着一口油锅，卖起了油条和中式早餐。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围着围裙的女子，曾是江南大户人家的小姐，也是上海盛氏家族声势最盛时的少奶奶。
摊子不大，日子却不轻松。没有门面，没有帮工，面要自己和，油锅要自己看，碗筷也得自己收拾。任芷芳穿着旗袍站在街边，并没有因为身份落差而躲闪。
她和盛毓邮走到这一步，并非一时冲动。盛毓邮是盛宣怀的孙子，年幼时便承继了家族留下的巨额财产和产业。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的房产与地皮，还有金融、实业方面的资产，都曾在他的名下。
可家产再厚，也经不起多年消耗。盛毓邮的父亲盛恩颐生活铺张，家族内部又经历经营失误、时代动荡和产业变故。到了抗战以后，盛氏许多成员的生意陆续受挫，昔日的显赫门第逐渐失去支撑。
盛毓邮并不是没有能力。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商科，回国后做过进出口贸易。只是个人志向，往往敌不过大环境的推搡。战争使生意中断，家产也在接连不断的变故中缩水。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连最后一处花园洋房也处理掉了。那天，他对任芷芳说，自己想去香港、新加坡寻找机会，让妻子带孩子先回娘家暂住。
这句话，对一个从未为生计发愁的女子而言，分量可想而知。任芷芳没有追问丈夫还能拿出多少钱，也没有责怪他把日子过成这样。她只说：“侬尽管去，我相信侬。”
这不是糊涂，更不是没有主见。任芷芳出身任氏家族，曾祖父任道镕是晚清官员，家族与李鸿章一系也有姻亲关系。她受过良好教育，生活讲究，连衣物、居室和日常用具都有自己的标准。
正因见过富贵，她更明白富贵并不牢靠。丈夫离开后，她带着孩子住回娘家，亲自料理家务，安排孩子读书。家里收入有限，她便一笔笔计算开销，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孩子们想念父亲，有时忍不住问：“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任芷芳立刻回答：“侬阿爸在外面做事，等有了机会，就会回来接我们。”
她知道，丈夫当时并没有做成什么“大事”。到了香港、新加坡后，盛毓邮当过教师，也做过零工，尝试经营小生意，却因经验不足和当地复杂的经营环境遭受损失。自尊心使他不愿空手回家，只能继续寻找出路。
后来，他辗转到日本。经过观察，他发现当地华侨不少，却很难吃到合口味的中式早餐。这个细节让他看到了机会，也想起了远在娘家的妻子。
电话里，他试探着说，若要做起来，恐怕需要她帮忙。任芷芳没有等他说完便答道：“好，我们一起做。”
抵达东京后，现实仍然寒酸。他们租不起铺面，只能从流动摊点干起。盛毓邮担心妻子难以接受，任芷芳却反过来宽慰他：“一步一步来，稳打稳扎。”
这句话，她说给丈夫听，也说给自己听。所谓信任，并不是认定对方每个决定都正确，而是在对方跌倒时，仍愿意给他重新起身的余地。任芷芳没有替盛毓邮做决定，却始终让他知道，身后有人。
夫妻俩的摊位格外干净，食物也尽量保持上海口味。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他们开始攒钱筹办餐馆。1968年，新亚饭店开张，规模很小，杂事全靠夫妻二人亲手操持。
饭店请来沪帮厨师吴国祥，制作酱猪蹄、红烧划水、小笼包等菜点。味道站住脚后，顾客逐渐增多，新亚也从一家小店扩充成多层楼面的饭店，并陆续发展出分店。
有意思的是，盛毓邮并没有把赚来的钱只用在自家享受上。他了解华人留学生在异国谋生的艰难，便在店里大量聘用留学生，工资也高于普通餐馆。任芷芳听后没有泼冷水，只说：“侬说得对，能帮就帮。”
后来，亲友常夸任芷芳“旺夫”。她对此并不热衷。她真正看重的，是丈夫在穷困时没有放弃，在陌生地方仍愿意从头学起，而自己愿意陪他承担那些不体面的阶段。
任芷芳年近九十时，有人问她，对丈夫是不是只有服从。她回答得很清楚：“不是服从，是信任。侬相信他是怎样的人，他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做。”
这句话，正是她一生婚姻观的核心。她没有把自己变成丈夫的附属，也没有用家世替丈夫遮风挡雨，而是在盛家衰落之后，陪着他从一口油锅重新开始。后来新亚饭店的灯亮起来时，夫妻二人曾经在东京街头熬过的那些清晨，也留在了这段家族往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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