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办证被卡7次，我穿便装坐三轮去大厅，当局长面拨通县长电话|三轮|便装|刘小燕|办证|孙强|马国强

楔子

我大舅赵德贵跑了七趟政务大厅，宅基地证愣是没办下来。

第七回被退材料那天，他蹲在台阶上抽了三根旱烟，愣是没舍得花三块钱坐三轮回家。第八趟，是我陪他去的——T恤三十块，人字拖十五，交通工具是辆嘎吱响的电动三轮。8号窗口那女的斜了我一眼，大概以为我是哪个村来扛活的。直到我当着马局长的面拨通周县长手机，她手里保温杯“咣当”一声磕在桌沿上，热水溅了一键盘。

第1章第七趟又白跑了

“舅，你这是第几趟了？”

我蹲在政务大厅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大舅手里那摞被退回的材料，嗓子眼儿里像塞了团棉花。七月的日头毒得能把柏油路晒出油来，大舅后背的灰布衫湿了干、干了湿，领口那一圈泛着白花花的盐渍，硬邦邦地硌着脖子。

“第八回。”大舅伸出两根手指头，又缩回去一根，冲我嘿嘿一笑，门牙豁了一颗，说话有点漏风，“不碍事，人家说了，就差一个章。”

“差哪个章？”

“村上那个宅基地四至证明。”大舅蹲下来，从裤兜里摸出半截旱烟，看了看大厅门口贴的禁烟标志，又塞了回去，“可我去村上问了，王会计说镇上没给他们发新表，老表不能用。我又回镇上问，窗口那个闺女说，表在网上下，让我自己打。”

“你不会弄？”

“不会。”大舅回答得理直气壮，嗓门还拔高了半度，“我连手机都是去年你给买的那个老年机，咋上网？那屏幕上的字儿跟蚂蚁爬似的，我瞅着都费劲。”

我叫林远，三十岁，在县政府办公室上班，给周明远县长当联络员——说白了，就是县长身边跑腿打杂、安排日程、传话递文件的那个。在县大院，谁见了我都客客气气喊一声“林主任”，可一回到村里，我还是赵德贵的外甥。大舅这辈子没求过我啥，连我给他买条烟他都要把钱塞回来，更别说张嘴让我“走关系”。

可今天这事儿，我心里跟猫抓一样难受。

“舅，你咋不跟我说？”

“你忙。”大舅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嘎巴响了一声，“你舅妈说了，你在政府上班，不能给领导添麻烦。我这又不是啥大事，多跑两趟呗。”

“都七趟了还不是大事？”

“那第八趟不就办成了嘛。”

大舅冲我笑，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堆。我盯着他脚上那双破了洞的解放鞋，鞋帮子上的泥已经干成了壳，脚后跟那儿磨得只剩一层布，大脚趾头差点拱出来。我心里翻了个个儿，火气“噌”地往上顶，又被我硬生生压了回去。

“材料呢？我看看。”

大舅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塑料袋里又套着个塑料袋，最里面才是一摞纸。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老宅基地的旧证、村里开的证明——该有的都有。就缺一个“四至证明”。所谓四至，就是这块宅基地东至谁家、西至谁家、南至谁家、北至谁家，得四邻签字按手印。可大舅家左边是二大爷家，右边是荒了十几年的空宅子，前头是路，后头是沟。空宅子那户人家早搬到县城去了，上哪儿找人签字？

“窗口那闺女咋说的？”

“她说她只管收材料，缺啥补啥，让我找村上想办法。”大舅叹了口气，从塑料袋里抽出那张被退了八回的申请表。A4纸，抬头印着“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背面用圆珠笔写着“缺四至证明，退回”，右下角盖了个日期戳。翻过来一看，“退回”两个字写得跟鸡爪子扒的似的，但力道挺重，圆珠笔把纸都划出了印子。

我又翻了翻。上一次退回的批注下面压着一行更早的字：“缺身份证复印件，退回。”再往下：“缺户口本首页，退回。”再往下：“表格填写不规范，退回。”七八次退回的记录全挤在一张A4纸背面，密密麻麻跟邮戳似的。最早那个日期是一个半月前。

“舅，这上面写‘表格填写不规范’，你哪儿填错了？”

“人家说我名字写得不清楚，让我重填。我重填了三回，每回都说不行。”大舅搓了搓手，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后来我才知道，得用正楷，一笔一划，不能连笔。我小学都没毕业，写了大半辈子连笔字，你让我写正楷，那手跟鸡爪子似的，咋写都写不好……”

他没往下说，但我听明白了。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农民，为了写个正楷名字，在大厅里趴着填了三回表，每回都被打回来。

“走，我陪你上去。”

“你穿这身去？”大舅上下打量我——三十块钱的地摊T恤，洗得发白的牛仔大裤衩，脚上趿拉着一双十五块的塑料人字拖，鞋底还沾着刚才蹬三轮车带的泥，“人家能搭理你？”

“咋不搭理？我又不是去砸场子的。”

“你这孩子……”

我没听大舅再啰嗦，率先迈上了台阶。大厅里冷气开得足，一进门激得我打了个喷嚏。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是便民大厅，白炽灯管亮得晃眼，十几个窗口排成两溜，左边社保医保，右边国土建设。大舅的宅基地证在8号窗口，上面挂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农村宅基地登记”。

8号窗口后面坐了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姓刘，叫刘小燕，烫了一头小卷，指甲涂得红彤彤的，正低着头刷手机。我走过去的时候瞄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正放着短视频，一个男的扯着嗓子喊“家人们上上票”，声音开得不大，但在安静的大厅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同志，办宅基地证。”大舅把材料小心翼翼地从窗口递进去，手指头在台面上蹭了一下，缩回来在裤子上擦了擦。

刘小燕头都没抬，手指头在屏幕上划了一下，嘴里蹦出几个字：“排号了吗？”

“排了排了，三十七号。”

“叫到你了？”

“叫了，刚才叫了。”

刘小燕这才放下手机，漫不经心地接过材料，翻了两页，又扔了出来：“缺四至证明，回去补。”

“同志，这个四至证明，我去村上问了，村上说……”

“村上说的你找村上，我这儿只认材料。”刘小燕的视线已经又落回了手机屏幕，大拇指往上一划，又一个短视频开始放了，“下一个。”

“不是，你听我说完——”

“下一个！”刘小燕抬高了嗓门，眼皮都没抬，顺手把窗口的话筒关了。那意思很明白：别费劲了，我不听。

大舅张着嘴，愣在那儿。那只递材料的手悬在半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后头排队的人已经开始往前挤了，一个抱孩子的大姐嘟囔了一句“快点呗，都等着呢”。

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刘小燕从接材料到退材料，前后不到三十秒。她甚至没正眼瞧过大舅一眼。

“舅，材料拿回来。”我拍了拍大舅的肩膀，从窗口把材料捡起来，翻了翻。确实缺四至证明。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大舅那张申请表背面，被退回的批注一共有七条，日期从六月初排到七月中。也就是说，一个半月，大舅跑了七趟，每趟平均间隔六天。从村里到镇上，三轮车来回六块钱，七趟就是四十二块。大舅种一亩玉米，除去种子化肥，一季纯收入不到八百块。这四十二块钱，他得掰多少玉米棒子才挣得回来？

我把材料摊在窗口台面上，敲了敲玻璃：“同志，打扰一下。”

刘小燕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的人字拖上停了一秒，眉头皱了一下：“你谁啊？”

“我是他外甥。”我笑了笑，尽量把语气放平，“想问一下，这个四至证明，有没有别的办法？空宅子的户主搬走十几年了，找不到人签字。”

“那不行，必须签字。”

“村上能不能出个情况说明？”

“村上的章不算，得镇上盖。”

“镇上哪里盖？”

“你问我我问谁？”刘小燕翻了个白眼，嘴角往下一撇，“你到镇上问去。”

“我舅去了镇上，镇上让他找村上，村上又让他找镇上。这不来回转圈吗？”

“那我管不着。”刘小燕又拿起了手机，手指头在屏幕上划拉了两下，“你找领导去，我就是个窗口办事的。”

“行。”我点点头，手按在台面上没动，“那麻烦你帮我叫一下你们领导。”

刘小燕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重新打量了我一遍。这回她看得仔细了，从我的脸看到脚，又从脚看到脸。我猜她是在评估我这身打扮的战斗力——一个穿地摊T恤、趿拉人字拖、晒得黑黢黢的年轻人，能认识什么领导？

“领导不在。”她低下头继续刷手机，语气里带了一丝不耐烦。

“哪个领导不在？”

“马局长不在，出差了。”

“那分管副局长呢？”

“也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周县长的日程表——今天下午他在市里开乡村振兴推进会，五点散会。马国强，政务服务中心局长，今天下午的安排是“调研”。什么叫调研？说白了就是找个地方喝茶去了。我上午在政府大院门口还看见他的公车停在那棵大槐树底下，司机小赵正拿个鸡毛掸子擦车标呢。

我没拆穿刘小燕，拉着大舅坐到大厅的等候椅上。铁椅子冰凉的，大舅坐上去的时候“嘶”了一声，又站起来，把汗衫下摆拽了拽，重新坐好。

“远啊，算了算了。”大舅拽我袖子，声音压得低，“咱回去吧，明天再来。”

“舅，你坐着歇会儿。”

“你别跟人家吵架，人家也不容易……”

我哭笑不得：“舅，到底谁不容易？”

大舅不说话了，从兜里摸出那半截旱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塞回去。他闻烟叶的样子，跟别人喝茶一个神态——闭着眼，深深吸一口，好像那点呛人的烟草味就能解乏似的。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8号窗口。接下来二十分钟，刘小燕又办了三个业务。第一个是个老头办老年证，她让人家去外面文印店复印身份证，老头说复印件带了，她说“必须是今天印的，旧的看不清”——我瞟了一眼，那张复印件明明清清楚楚，连老头脸上的老年斑都印出来了。第二个是个中年女人办房产过户，她敲了两下键盘，说“系统坏了，明天再来”。第三个是个年轻小伙办营业执照，她说“法人必须到场，你爸来不了就办不成”。小伙说他爸腿摔了在医院躺着来不了，刘小燕翻了个白眼：“那我管不着，规定就这样。”

每个人走的时候，脸上都挂着跟我大舅一模一样的表情——想发火不敢发，想理论说不清，最后只能叹口气走人。

我承认，那会儿我心里已经有火了。但我没动。

在县政府干了两年联络员，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看，再想，最后动。周县长常说，老百姓办事难，难在信息不对称，难在跑冤枉路，但最怕的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话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过不止一次，政务服务中心的大厅里还挂着“最多跑一次”的横幅。横幅下面，刘小燕正对着一个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太太喊：“扫码扫码，不扫码进不去！”

老太太举着手机，屏幕上是拨号键盘界面。

“我不会弄……”

“让你孩子给你弄！”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

“那你就等着，等后面人办完。”

我看不下去了，站起来走过去，帮老太太扫了码、取了号，又教她把手机调成了健康码模式。老太太千恩万谢，我摆摆手，回到大舅身边坐下。

大舅看着我，欲言又止。

“舅，你想说啥就说。”

“远啊，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

“你脸上都挂相了。”大舅从塑料袋里摸出个煮鸡蛋，在椅子扶手上磕了磕，一边剥壳一边往我手里塞，“给，早上你舅妈煮的，还热乎呢。”

鸡蛋确实还温着。我攥在手里，壳剥了一半，心里那点火气忽然就熄了一半。大舅自己舍不得吃，揣在怀里捂了一上午，就等着给我。

“舅，我再问你一遍——这个四至证明，村里真的开不出来？”

“开不出来。王会计说了，得空宅子那家回来签字按手印。可人家在深圳打工，去年过年都没回来，我上哪儿找去？”大舅咬了一口鸡蛋，嚼了两下，声音含糊起来，“王会计给我出了个主意，说让我把隔壁那块空地买下来，成我自己的地，就不用邻居签字了。”

“什么？买下来？”

“买下来也是我名下的，四至证明就不用找人签了。王会计说，村里正好有政策，荒宅回收，一平米八十块，那块空地小两百平，一万六。”

“一万六？舅你哪来那么多钱？”

“我攒了八千。”大舅把剩下半个鸡蛋一口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囊囊的，“你舅妈说把猪卖了，能凑四千。剩下四千……”

他没往下说。我明白了。剩下四千，他是打算跟我张口的。

“舅，你咋不早说？”

“不好意思张嘴嘛。”大舅嚼完鸡蛋，拿手背抹了抹嘴，“你在政府上班，工资也不高，还得还房贷。我跟你舅妈商量了，实在不行就不办了，反正那老房子也不住人，塌就塌吧。”

“那咋行？宅基地确权是大事，以后拆迁、继承、流转都得用这个证。”

“我知道是大事。”大舅低下头，粗糙的大拇指搓着裤缝，“可我跑了七趟了，每趟都跟要饭似的，人家爱搭不理的。远啊，舅不怕跑路，舅就是受不了那个脸色。”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一直低着头。我攥着那个剥了一半的鸡蛋，指头捏得发白。

我掏出手机，给国土所的小张打了个电话。小张叫张建，在镇上国土所干了三年，戴个眼镜，说话斯斯文文，跟大舅打过两回交道。电话接通，小张一听是我，愣了一下：“林主任，您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张儿，我舅那个宅基地证的事，你那边怎么说的？”

“林主任，您舅的事我专门问过县局，县局说可以‘容缺受理’，四至证明后补。我还专门给政务大厅那边打了个电话交代，让他们先收材料。怎么，还没办成？”

“嗯，8号窗口说没接到通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小张压低了声音：“林主任，8号窗口是刘小燕，她那人……怎么说呢，她不是不知道，她是不想办。上回县局下文说‘容缺受理’，她嫌麻烦，跟马局长反映说‘出了事谁负责’，马局长那人您也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强制推。所以现在全局就她那个窗口，啥都得材料齐全才给办，其他窗口都能容缺。”

“马局长知道这事吗？”

“知道。但他……”小张顿了顿，换了句话，“林主任，这事儿您别为难我，我就是个干活的。要不您直接找马局长？”

“行，我知道了。张儿，谢谢你。”

“谢啥啊林主任，您舅那材料确实全了，就差个四至。您跟马局长好好说，应该能办。”

我挂了电话，心里有数了。

大舅凑过来问：“咋说？”

“舅，你坐着，我去趟厕所。”

我走进大厅尽头的卫生间，拨通了周县长秘书小陈的电话：“陈儿，周县长几点散会？”

“四点四十左右。林哥，啥事？”

“没啥，你帮我把周县长的手机号发我一下——我找他有点私事。”

“你不是有吗？”

“有是有，我换手机丢了通讯录。”这谎撒得我自己都不信，但小陈没多问，把号码发了过来。

我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那张晒得发红的脸——T恤领口有点歪，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脚上的人字拖沾着大舅三轮车上的泥。就这形象，别说刘小燕了，我自己看着都不像“政府的人”。

但今天这事儿，我还就得用“政府的人”的方式办。

我回到大厅，在等候区又坐了二十分钟。大舅把剩下的煮鸡蛋塞给我，自己啃了个馒头，干巴巴的，咽一口噎一下。我给他买了瓶水，他看了价签，嘟囔了一句“两块五？外头才卖一块”，然后小心翼翼地拧开盖子，抿了一小口。

四点十分，大厅门口进来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四十来岁，头发梳得溜光，腋下夹个皮包，走路带风。刘小燕从窗口探出半个脑袋，喊了声“马局”，然后赶紧站起来，把手机塞进抽屉里。

马国强没往窗口走，径直拐进了走廊尽头的局长办公室。门一关，空调外机的声响立刻从窗外传了进来。

我对大舅说：“舅，你在这儿等我。”

“你干啥去？”

“找马局长聊聊。”

“你别……”

我拍了拍大舅的手背：“放心，不吵架。”

我站起来，抻了抻T恤下摆，踩着人字拖，朝局长办公室走去。走廊不宽，一边挂着“党员先锋岗”的牌子，一边贴着“办事流程图”。流程图上的字密密麻麻，我扫了一眼，光宅基地证一项，就列了七个步骤、三个部门、五个签字。每个步骤后面都标注了“所需材料”和“办理时限”，可最后那一栏“办结”后面，压根没写投诉电话。

我敲了三下门。

“进。”

我推门进去。马国强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泡茶，紫砂壶，小茶碗，旁边还放着个笔记本，翻开的那页上写着“下周工作要点”，第一条是“加强窗口作风建设”。他看见我愣了一下，大概是在想“这人谁啊”。他上下打量了我一遍——T恤、大裤衩、人字拖——脸上浮出一个标准的接待笑容，但明显没站起来的意思。

“你好，什么事？”

“马局长，您好。”我走过去，没坐，就站在他对面，“我是赵德贵的外甥。我舅办宅基地证，前前后后跑了七趟了，材料一直卡在8号窗口。我想问问，这个事到底卡在哪儿？”

马国强放下茶杯，笑容不变：“材料不全，窗口按规定办事，没毛病啊。”

“缺什么材料？”

“四至证明。这个必须要有邻居签字。”

“马局长，县国土局上个月发了文，农村宅基地登记可以‘容缺受理’，先办证后补材料。这个您知道吧？”

马国强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这个……具体业务我不管，都是窗口在办。要不这样，你把材料留下，我让人再核实核实。”

“马局长，我舅跑了七趟，每次都是‘再核实核实’。七趟，一个礼拜一趟，光三轮车费就花了四十多。他六十五了，腿脚不好，今天还是我陪着来的。要是今天再拿不到准信，我回去没法交代。”

马国强脸上的笑终于挂不住了。他把茶杯一搁，往后靠在椅背上：“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故意刁难人似的。窗口有窗口的规矩——”

“规矩是县里定的。”我打断他，“‘容缺受理’是县国土局的红头文件，不是窗口自己定的规矩。马局长，您要是觉得这个文件不妥，您可以跟县里反映。但在文件撤销之前，窗口应该按文件办。”

马国强的脸沉了下来，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舅的证怎么办。”

“你这态度……”马国强站起来，指着我，“你哪个单位的？把你领导叫来！”

“马局长，先别急。”我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您要是觉得我说得不对，我打个电话，您跟他说。”

“你打！”

我拨通了周县长的手机，按了免提。

响了三声，电话接了。周县长的声音从免提里传出来，清楚得跟当面说话一样：“喂，林远，什么事？”

马国强的脸色变了。

“周县长，打扰您了。”我语气平静，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我在政务大厅，有个事跟您汇报一下。我舅赵德贵办宅基地证，材料卡在8号窗口，前前后后跑了七趟。县国土局有‘容缺受理’的文件，窗口没执行。马局长也在，您看这个事怎么处理合适？”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周县长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跟秤砣似的：

“马国强在你旁边？”

“在。”

“你让他接电话。”

我把手机递过去。马国强接手机的时候，手明显抖了一下，差点没拿稳。

“周……周县长……”

“马国强，我问你，‘容缺受理’的文件，政务中心执行了没有？”

“执行了执行了，就是个别窗口可能理解不到位……”

“哪个窗口理解不到位，就调整哪个窗口。老百姓跑七趟办不下来一张证，你这个局长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像话吗？今天下班之前，把证给人家办了。明天上午，你到我办公室来，带上你的整改方案。”

“是是是，马上办，马上办。”

电话挂了。

马国强把手机还给我的时候，额头上的汗已经下来了。他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最后只憋出一句：“林……林主任，您坐，我这就安排。”

“马局长，我不坐了。”我把大舅的材料放在他桌上，“我舅在门口等着呢。今天能办完，我替老人家谢谢您。”

我转身出了办公室，把门带上。经过8号窗口的时候，刘小燕正扒着窗口往这边看，脸上的表情——怎么说呢，大概跟她手机里刷到的那些翻车视频差不多。我跟她对视了一眼，她立刻把头缩回去了，窗口的玻璃后面传来抽屉开合的声响，估计是在翻材料找补。

五点十分，大舅拿到了新的宅基地证。

红本本，烫金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大舅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又让我给他念了一遍上面的字，确认名字、亩数、四至都没错，才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用手按了按，确认不会掉出来。

“远啊，这就……成了？”

“成了。”

“咋这么快？”

“县里新政策，特事特办。”

大舅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他大概猜到了什么，但他这辈子就这脾气——孩子不想说的事，他不问。

出了大厅，日头已经偏西了。大舅非要请我吃凉皮，说镇上那家老店，五块钱一碗，辣椒油特别香。我没推辞，坐在三轮车后斗里，颠颠簸簸地去了。三轮车没有减震，过个减速带能把人颠起半尺高，大舅在前面蹬得吭哧吭哧的，后背的汗衫又洇湿了一大片。

凉皮端上来的时候，大舅从兜里摸出那个红本本，又看了一眼，然后小心翼翼地塞回内兜，隔着衣服拍了拍。

“远啊。”

“嗯？”

“在政府上班，好好干。”

“知道了舅。”

“别学那些……不好的。”

“嗯。”

“你舅妈说，让你下礼拜回家吃饭，给你炖鸡。”

“好。”

我低头拌凉皮，辣油呛得眼睛发酸。

大舅不知道，刚才在马局长办公室，我撒了个谎——我说“我舅跑了七趟”，其实大舅跑了八趟，第八趟是我陪他来的。我也没说，我本来可以打个电话就解决这事，但我选了今天、选了当着他的面、选了坐三轮车来。

因为有些事，不是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

在县政府干了两年，我见过太多窗口——有的人在窗口后面一坐就是十年，手里那点权力用得比天还大。我也见过太多大舅——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被一句“材料不全”支使得团团转，跑断了腿也不敢跟人红脸。

今天我要是打个电话，马国强也能把证办了。可明天呢？后天呢？张三李四王五麻子，他们的大舅没有在县政府上班的外甥，他们的四至证明找谁签字？

周县长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过一句话：“我们有些干部，坐在窗口后面，就把自己当成了发证机关。忘了窗口是服务台，不是关卡。”

这话，我希望马国强明天去汇报的时候，能想起来。

凉皮吃完，大舅骑三轮送我回城。风从耳边吹过去，带着庄稼地里青苗的味儿。大舅在前面蹬车，后背一拱一拱的，汗衫还是那件汗衫，破洞鞋还是那双破洞鞋。

我坐在后斗里，晃着腿，掏出手机给周县长发了条短信：“周县长，今天的事谢谢您。马局长已经办完了。”

过了两分钟，周县长回了条微信：“明天马国强来汇报，你旁听。把今天的情况整理一下，做成典型案例，全县通报。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

我想了想，打了一行字：“县长，能不能只批评，不表扬？”

“为啥？”

“我还想多活两年，不想让全村人都知道我在县政府干啥。”

周县长回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包，然后发来一行字：“行，表扬你舅，批评马国强。你，继续潜伏。”

我关了手机，靠在三轮车斗里，听着大舅哼小曲。他唱的是《朝阳沟》，“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跑调跑到黄河边了，但听着舒坦。

红本本揣在他怀里，三轮车碾过柏油路，天边的云烧得通红。

（第1章完）

第2章大舅这辈子的账本

大舅赵德贵六十五岁那年，终于把宅基地证揣进了怀里。

那天晚上回到村里，他把红本本锁进了堂屋条几底下的铁皮匣子。那匣子我小时候就见过，绿漆掉了大半，锁扣锈得发黑，但里头装的东西一样不少——大舅的退伍证、舅妈的嫁妆单子、我考上大学那年县里发的喜报、我姥姥留下的银镯子。宅基地证放进去之前，大舅用旧报纸包了三层，又找了个塑料袋套上，跟藏宝贝似的。

“舅，你这匣子该换换了，回头我给你买个新的保险柜。”

“换啥换？”大舅拍了拍铁皮匣子，咣咣响，“比你岁数都大，结实着呢。”

我没再劝。大舅过日子，东西不坏不换，衣服不破不扔。他那件灰布衫我印象里至少穿了八年，领口磨得透光，他用舅妈的旧衬衣领子换了个面，接着穿。

第二天一早，周县长把马国强叫到了办公室。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旁听，马国强进门的时候瞄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点尴尬，嘴角抽了抽，算是打了个招呼。

周县长没寒暄，开门见山：“马国强，昨天的事你写个情况说明。政务大厅8号窗口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马国强坐在椅子上，半个屁股挨着坐垫，腰板挺得笔直：“周县长，这个事我有责任，平时对窗口管理不到位，个别同志服务意识不强……”

“个别同志？”周县长把一摞纸往桌上一拍，“我昨天连夜让办公室调了政务大厅的投诉记录。8号窗口，过去半年，投诉量全局第一，办结率全局倒数第一。马国强，你管了三年政务中心，这个数据你跟我说‘个别同志’？”

马国强额头上又冒汗了。他从兜里掏出手帕——这年头还用手帕的干部不多见了——在脑门上按了两下：“周县长，我检讨。主要是这个宅基地确权工作，县局和中心之间衔接上有点脱节……”

“脱节？”周县长打断他，“县国土局的文件三月就发了，‘容缺受理’四个字写得明明白白。中心执行了吗？你执行了吗？老百姓跑七趟，你坐在办公室里说‘脱节’？”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暗暗给周县长竖了个大拇指。周县长这人，平时笑眯眯的，见谁都客气，可一旦碰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那张脸说拉下来就拉下来。

马国强汇报了四十分钟，最后拿出了整改方案：8号窗口调整岗位，刘小燕调离窗口一线，政务中心开展三个月作风整顿，所有涉及宅基地确权的窗口全部落实“容缺受理”，同时增设一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跑了好几趟没办成的疑难杂症。

周县长翻了翻方案，拿笔在“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那一行划了个圈：“这个窗口，谁负责？不能又是个摆设。”

“我亲自盯。”马国强说。

“你盯？你盯得了几个窗口？”周县长把方案合上，“每周报一次数据给我，办了多少件、卡了多少件、卡在谁那儿，写得清清楚楚。”

“是。”

马国强走了之后，周县长让我把昨天的情况整理成典型案例。我花了一上午写了个材料，标题叫《七趟跑不下来的宅基地证》，把刘小燕退材料的细节、马国强的回应、大舅的家庭情况都写了进去。周县长看完，改了两处——把我原本写的“局长态度生硬”改成了“局长对窗口业务不熟、监管不到位”，把我写的“窗口人员故意刁难”改成了“窗口人员服务意识淡薄、业务能力欠缺”。

“措辞柔和一点，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是整人。”周县长把稿子递给我，“但问题必须点透。马国强这个人，业务能力有，就是当局长当久了，手懒了。你敲打他一下，他能醒。”

“县长，我有个想法。”

“说。”

“这个案例全县通报之后，能不能让每个单位对照自查？不光是政务中心，各乡镇的便民服务点也查一遍。我舅在村里跑的那几趟，村委会、镇国土所，每一环都有问题。”

周县长看了我一眼，笑了：“你小子，借着给你舅办证的事儿，搞全县暗访啊？”

“哪能啊，我就是觉得，我舅碰上的是这些事儿，别的大爷大娘碰上的也是这些事儿。全县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有十一万，他们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写正楷字、不会网上打印表格，但他们要办的事儿，一件都不比年轻人少。”

周县长点了点头：“行，你牵头搞个调研，下周给我报告。”

从县长办公室出来，我给大舅打了个电话。

“舅，证办下来了，村里没人为难你吧？”

“没有没有。”大舅在那头嗓门挺大，背景音里能听见舅妈在剁鸡食，“王会计今天看见我，老远就喊‘赵叔’，态度好得邪乎。还问我证办下来了没，我说办下来了，他说‘那中那中，有啥不明白的再来找俺’。”

我笑了：“那你再找他，现在他肯定给你办。”

“算了算了，证都拿到手了，还找人家干啥。”大舅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下来，“远啊，那个……你舅妈问，证办下来是不是得给人家送点啥？咱村老李头办低保送了条烟，你要不要……”

“舅，送啥送？这本来就是该办的事儿，你材料齐全了，人家该办。别学那些乱七八糟的。”

“中中中，我听你的。”大舅嘴上答应着，我猜他心里还是不踏实。他这辈子没跟公家人打过几回交道，在他印象里，“办事”和“找人”是连在一起的。不找人、不送东西就办成事，他觉得稀奇。

挂了电话，舅妈把手机接过去，扯着嗓门喊：“远啊，礼拜天回来不？鸡都逮好了，大公鸡，八斤多！”

“回！舅妈你多放点辣椒！”

“中！”

礼拜天我起了个大早，在县城农贸市场买了两箱奶、一兜子水果，坐城乡公交回了村。从镇上到村里还有八里地，大舅骑着三轮车在镇口等着，车斗里铺了块棉垫子，怕我硌得慌。

“上来上来，你舅妈在家炖鸡呢，一进村就能闻见味儿。”

我上了车斗，大舅蹬起来。八里地，大舅蹬了二十分钟，中间没歇气。六十五的人了，腿脚比去年利索了不少——后来舅妈跟我说，自打证办下来，大舅心情好，饭量大了，每天早上绕着村道走三圈，说是“锻炼身体，不给外甥丢人”。

到了家，院里的枣树下支了张矮桌，舅妈端着个大搪瓷盆从灶房出来，盆里是整只鸡炖蘑菇，汤上飘着一层红油辣子。二大爷也被请来了，坐马扎上抽旱烟，看见我就摆手：“大学生回来了？听说你把你舅的事儿办了？办了就好，办了就好。”

大舅从屋里拎出半瓶白酒，二大爷眼一亮。舅妈脸一沉：“喝啥喝？孩子下午还走呢，你俩喝多了谁送？”

“不喝了不喝了，下午我蹬三轮送。”大舅把酒瓶收回去，给二大爷倒了碗茶。

饭吃到一半，二大爷忽然问了一句：“远啊，我听你舅说，你这回找了大领导？那个啥局长，都让你训了一顿？”

我筷子一顿，看了大舅一眼。大舅低头扒饭，耳朵根红了。

“二大爷，没那回事。就是按政策办的，材料齐了，窗口就该办。”

“俺不懂那些政策不政策的。”二大爷把烟袋锅子在桌腿上磕了磕，“俺就知道，俺那个老年证也是跑了三趟才办下来。头一趟说照片不行，我重照；第二趟说身份证过期了，我换证；第三趟又说系统升级。我一个七十多的人，跑来跑去，腿都遛细了。”

“二大爷，你那个老年证后来办下来没？”

“办下来了。俺儿子找镇上人问了，说俺符合条件，窗口那个闺女才给办的。”二大爷叹了口气，“远啊，你说俺们这些人，没儿没女的咋办？”

二大爷这话把我问住了。他儿子在县城开出租，认识几个人，打个招呼事儿就办了。可村里那些没儿子在县城开出租的老人呢？

那天下午我没急着回城，在村里转了一圈。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坐了七八个老头老太太，我凑过去聊了半个钟头。这一聊不要紧，聊出的事儿比大舅跑七趟还多。

老赵头——按辈分我得叫三爷——说他领养老金的高龄补贴，去年就该涨了，到现在还是老数目。他去镇上问了，人家说“系统没更新”，让他等。等了半年了，也没个准信。

刘奶奶——我小学同学的奶奶——说她办慢性病卡，跑了四趟。头一趟说缺诊断证明，她去医院开；第二趟说诊断证明上没盖章，她又跑医院；第三趟说盖的章不对，得盖科室章不是医院章；第四趟终于齐了，窗口说“今天号满了，明天再来”。

最离谱的是村东头的孙大爷。他儿子在部队当兵，立了三等功，县里给发优待金。孙大爷去镇上领，人家让他证明“儿子是他儿子”。他拿着户口本去了，人家说户口本不行，得村里开证明。村里开了证明，人家又说证明上没写身份证号，得重开。孙大爷跑了三趟，气得在家躺了两天。

“后来咋办的？”我问。

“后来俺儿从部队打了个电话给县武装部，县武装部给镇上打了个电话，镇上立马就办了。”孙大爷的儿子孙强在电话里跟我说，语气里带着无奈，“林哥，你说这事儿，没个当兵的儿子是不是就办不成了？”

我把这些事儿一件件记在本子上。回城那天晚上，我熬了个通宵，把调研报告写了出来。标题没敢用周县长那个“典型案例”的写法，换了个接地气的名字——《农村老年人办事难，难在哪儿？》

报告里列了六类问题：一是信息不对称，政策变了老人不知道；二是材料要求不统一，同一个事儿不同窗口说法不一样；三是“证明我妈是我妈”式的奇葩证明；四是系统升级频繁，每次升级都得重新排队；五是窗口人员服务意识差，对老年人不耐烦；六是缺少帮办代办机制，老人不会办的事儿没人帮。

报告交上去三天，周县长把全县二十三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以及县直各部门一把手全叫到了会议室，开了个“全县便民服务作风整顿大会”。

会上，周县长让马国强第一个发言。马国强拿着我那份报告，念了整整二十分钟，念到孙大爷领优待金那段，底下好几个乡镇长脸都红了。

周县长最后讲话，就说了三句：“第一，从今天起，全县所有便民服务窗口，对六十岁以上老人，不许说‘网上办’‘扫码办’，必须有人工窗口。第二，凡是县里下发的‘容缺受理’‘告知承诺’清单，窗口不执行的，第一次通报批评，第二次调整岗位。第三，每个村设一个帮办代办员，由村干部或网格员兼任，专门帮老人跑腿。工资从村级转移支付里列支。”

散会的时候，好几个乡镇长过来跟我握手，话里有话地说“林主任年轻有为”。我知道他们心里在骂娘——一个联络员，捅这么大篓子，害得全县整顿三个月。但我也不怕，周县长在背后撑腰，我舅在村里看着，二大爷孙大爷刘奶奶们的事儿办不利索，我这个“政府的人”当得有什么劲？

（第2章完）

第3章窗口后面的那个人

刘小燕被调离窗口那天，心里不服。

她被安排到政务中心档案室，负责归档整理，活儿比以前轻省了，但离了窗口那个台面，她觉得自己被“发配”了。档案室在地下室，一天到晚见不着太阳，搁谁谁不憋屈？

调令是马国强亲自谈的话。马国强没批评她，只说了句“小燕啊，窗口你得换个角度看问题。你先去档案室待一段，把业务学扎实了再说”。刘小燕嘴上说“服从组织安排”，回办公室收拾东西的时候，把抽屉里的护手霜、小镜子、手机支架一股脑摔进纸箱，叮当响。

我后来找她聊过一次。那天我去政务中心送材料，顺道去了趟地下档案室。地下室走廊的灯管坏了一根，忽闪忽闪的，刘小燕蹲在地上翻一摞旧档案，卷宗堆得跟小山似的，她头发也没烫小卷了，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没化妆，跟窗口那个“红指甲小卷发”判若两人。

“刘姐，忙着呢？”

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表情有点复杂：“林主任，你咋来了？来看我笑话的？”

“我来看你笑话干啥？我又不开除你工资。”我蹲下来帮她翻了翻卷宗，“这些是啥？”

“2018年的宅基地档案，系统里没录全，领导让补录。”刘小燕叹了口气，把一摞卷宗往边上一推，“林主任，我问你个事儿，你实话跟我说。”

“你说。”

“那天你打电话，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先坐那儿看我办业务，看我出了几个错，然后等马局来了再堵他？”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差不多吧。我坐那儿看了二十分钟，你退了三个人的材料，有一个老年证、一个过户、一个营业执照。老年证那个老头，身份证复印件清清楚楚的，你说‘旧的看不清’；营业执照那个小伙，他爸腿摔了来不了，你说‘必须到场’，可实际上委托书也能办。刘姐，你干窗口三年了，这些规定你不知道？”

刘小燕不说话了，低着头翻卷宗，纸页哗啦哗啦响。

过了半晌，她闷闷地说了一句：“我不是不知道，我就是……烦。”

“烦啥？”

“烦一天到晚跟这些人掰扯。”刘小燕把手里的卷宗往地上一搁，终于打开了话匣子，“林主任，你在政府上班，你应该知道，窗口这活儿看着轻省，其实最难干。一天坐八个小时，连口水都不敢多喝，喝多了得上厕所，一离座就有人投诉‘窗口没人’。来办事的人啥样的都有——有客气的，也有横的。上回有个老头，材料不全，我跟他说了三遍，他转头就骂我‘吃人饭不办人事’，还拿手机拍我，说要发网上去。我招谁惹谁了？”

我听着，没插嘴。

“还有那些‘容缺受理’的文件，下了一摞又一摞，这个可以容缺、那个可以承诺，可出了事谁担着？上回有个办营业执照的，容缺给他办了，后来查出来材料造假，纪检找我谈话，问‘你审核了没有’。我咋审核？文件上说‘先办后补’，补的时候人跑了，责任算我的。”

“所以你就干脆啥都卡严点，宁可让人多跑几趟，也别把自己搭进去？”

刘小燕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那眼神我懂——我猜对了。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来：“刘姐，我问你一句话，你别多心。”

“你说。”

“你要是自己家老人，跑到窗口来办事，被人退了七回材料，你心里啥滋味？”

刘小燕低着头，手指头绞着马尾辫的发梢，半天没吭声。

“你妈今年多大了？”

“六十三。”

“你妈会用智能手机吗？”

“……不会。教了多少回了，转头就忘。”

“那你想想，你妈要是自己来办事，碰上你这样的窗口，回去跟你哭，你咋办？”

刘小燕把手里的卷宗往地上一墩：“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啥意思。”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林主任，我承认，那天我对你舅态度不好，我认。但你信不信，换成别人，八回也办不成——他们连县长电话都找不着。”

“所以我才来找你聊。”我看着她的眼睛，“刘姐，窗口后面坐的是活人，窗口前面站的也是活人。你烦他们，他们也怕你。你把规矩讲清楚、把要的材料一次说明白，能帮的帮一把，老百姓不傻，他们分得清好歹。”

刘小燕没再说话。我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她在背后喊了一声：“林主任，你舅那个四至证明，其实不用空宅子户主签字——村里出个公示，满十五天没人反对，就能替代四至证明。文件上有，我没跟他说。”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她一眼。

“你早该说。”

“我知道。”刘小燕低下头，“当时就是……不想费事。”

我没再多说。她能把这话说出来，说明档案室没白待。

半个月后，我听说刘小燕主动申请回窗口了。马国强没立刻答应，让她先在档案室把业务考试过了再说。考试内容就是全县的“容缺受理”清单和“告知承诺”事项，一共一百二十项，考不到九十分不让回窗口。

刘小燕考了九十六。

回窗口那天，她在8号台面上贴了张手写的纸条——“材料不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字写得挺大，用马克笔写的，不美观，但清楚。

后来我去政务中心办事，顺道看了她一眼。她正给一个老头讲怎么办老年证，嗓门比从前还大，但语气缓了不少：“大爷，你听我说，这表格就填三行——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剩下的我帮你填，你签个字就行。”

老头颤颤巍巍签了字，刘小燕给他办了，还追了一句：“下回有事让你儿子给社区打个电话，网格员上门收材料，不用你自己跑。”

老头千恩万谢走了。刘小燕抬头看见我，翻了个白眼：“看啥看？我又不是给你干的。”

我笑了笑，冲她竖了个大拇指。

她嘴上“嘁”了一声，低下头办下一个业务，嘴角却翘了一下。

（第3章完）

第4章二大爷的“废本本”

二大爷赵德福的老年证，其实早就该换了。

他那本老年证还是2015年办的，红皮儿，内页上印着“65周岁以上老年人优待证”。去年他满七十，按规定得换新证，享受70岁以上的待遇——坐公交免费、进公园免票、每年一次免费体检。可二大爷不知道这规矩，那本红皮本本揣了六年，走到哪儿掏到哪儿。

头一回卡住是在镇上公交站。二大爷去镇上赶集，上车掏本本，司机看了一眼，说：“大爷，你这证过期了，得换新的。”二大爷一愣：“啥叫过期？上面又没写日子。”司机指了指内页上的发证日期：“2015年的，早该换了。换新的才能免费。”二大爷摸出两块钱投了币，心里堵了一路。

第二回是在县医院。二大爷去体检，排队排到窗口，护士说老年证得是70岁版的，65岁版的挂号不免费。二大爷说：“我今年七十了。”护士说：“那你得拿新证来证明。”二大爷气得直跺脚：“我人站这儿呢，身份证也带了，咋就证明不了我七十了？”

护士也没办法，系统里刷不出新证，费用出不来。

二大爷回家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在县城开出租，忙得脚不沾地，电话里说了句“爸你别急，我抽空回去给你办”，然后一忙就是俩礼拜。二大爷等不及，自己揣着旧证、身份证、户口本去了镇上政务中心。

就是刘小燕原来的8号窗口。

“同志，换老年证。”二大爷把材料递进去。

刘小燕翻了两页：“照片。”

“啥照片？”

“一寸照片，红底儿的，两张。”

“户口本上不有照片嘛。”

“户口本不行，得近期免冠照。”刘小燕在纸上写了个地址，“镇东头照相馆，你跟老板说办老年证用的，十五块钱，立等可取。”

二大爷心疼十五块钱，但想着换完证坐车不要钱，一咬牙去照了。

第二趟，照片带了。刘小燕又说：“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印在一张纸上。”

“上回你咋不说？”

“上回你也没问啊。”

二大爷气得脸红脖子粗，但材料还得补。镇上照相馆兼着复印，又花了五毛钱。

第三趟，照片、身份证复印件齐了。刘小燕敲了两下键盘：“系统升级，今天办不了，你明天再来。”

“咋又系统升级？上回我来你也说系统升级。”

“系统的事又不是我定的。”刘小燕也不耐烦了，“大爷你别冲我发火，我就是个干活的。”

二大爷血压“噌”就上来了，要不是旁边有人拉着，差点把窗口的台面给掀了。回家躺了一下午，晚上儿子打电话来，二大爷对着电话骂了十分钟。儿子第二天请了半天假，没去政务大厅，直接找了镇民政所的一个熟人，人家在系统后台给换了证，让二大爷下午去取。

二大爷拿到新证那天，在村口老槐树底下显摆了一圈。孙大爷问：“办了几趟？”二大爷伸了三根手指头。孙大爷说：“三趟算少的，我那个优待金跑了四趟。”

这事儿是我后来调研的时候听二大爷说的。他说的时候语气很平静，跟讲别人的事儿似的：“远啊，你说二大爷是不是傻？人家让补啥就补啥，跑了三趟，最后还不如俺儿一个电话好使。”

我说：“二大爷你不傻，是那个流程太折腾人。”

“折腾不折腾的，反正证办下来了。”二大爷把新证揣进兜里，拍了拍，“可村里还有好些人，没儿没女没熟人的，他们咋办？”

这个问题，我把二大爷的原话写进了报告里。周县长看报告那天，把民政局长也叫来了。民政局长当场表态，老年证办理权限下放到村里，由网格员上门收材料、统一代办，老人不用出村。

二大爷听说这个消息那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远啊，以后换证真不用跑了？”

“真不用了，二大爷。网格员上门收。”

“那中。”二大爷在电话那头乐呵呵的，“那俺那个旧本本还能留着不？”

“旧本本你留着当纪念呗。”

“中！俺留着，给俺孙子看看，让他知道他爷当年为了换个本本跑了三趟腿。”

（第4章完）

第5章村里来了帮办员

帮办代办员这个活儿，最后落在了村里妇联主任赵春红头上。

春红嫂子四十出头，嗓门大、腿脚勤，谁家婆媳吵架、谁家地界不清，她都门儿清。大舅听说春红嫂子兼了帮办员，专门去村部瞅了一眼，回来跟我打电话：“远啊，春红那桌上堆了一摞表，都是帮人办的。你孙大爷的优待金、刘奶奶的慢性病卡，还有村西头老周家的残疾证，都搁她那儿。”

“那挺好啊。”

“好是好，可春红忙不过来。昨天她给俺说，光老年证就收了十二份，骑电动车往镇上跑了两趟，一趟驮一兜子材料，跟送快递似的。”

我抽空回了趟村，在村部跟春红嫂子聊了一个钟头。村部就一间屋，两张桌子，墙角搁着台旧电脑，开机得三分钟。春红嫂子正对着一摞表格发愁：“远啊，你来得正好，帮嫂子看看这个系统咋填。这网上办事大厅，我点进去转了三圈找不着入口。”

我凑过去一看——页面设计得跟迷宫似的，“个人办事”下面分“户籍”“社保”“医保”三大类，每类下面又分“城镇”“农村”两个子目录，点进去还有七八个选项。春红嫂子要办的是老年证，在“社保”类下面，“养老保险”子目录里，再往下点三层才找着“老年优待证申领”。

“嫂子，你点这儿。”

“哪个？”

“这个，‘个人服务’底下那个小箭头。”

“噢噢噢，看见了看见了。”春红嫂子拿鼠标的手有点抖，点一下退回来，又点一下，又退回来，“这玩意儿比纳鞋底还费劲。”

我给她演示了一遍，又让她自己操作了两遍。春红嫂子学得挺快，就是手生。她拿圆珠笔把每一步记在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每一步后面都画了个小箭头，旁边写着“点这”“再点这”“别点那个红的”。

“有了这个本本，下回就不用问人了。”春红嫂子把笔记本往兜里一揣，拍了拍，跟揣什么宝贝似的。

我问她：“嫂子，村里老人最常办的是啥？”

“老年证、慢性病卡、高龄补贴、养老金认证。”春红嫂子掰着手指头数，“养老金认证最麻烦，得人脸识别。好多老人不会弄，张着嘴对着手机‘啊啊啊’叫半天，系统说不通过。上回刘奶奶‘啊啊啊’了八回，系统说她‘张嘴幅度不够’。”

“后来咋办的？”

“我举着手机给她录的，我喊‘啊’，她跟着‘啊’。”春红嫂子说着说着自己乐了，“隔壁屋人听见了，以为我们这儿在练合唱呢。”

笑完了，春红嫂子正经起来：“远啊，这个帮办代办，光靠我一个人不行。全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多个，我一天跑十家，跑一遍得二十多天。我自己的活儿还一堆呢——妇联、计生、调解，哪样不得管？”

“镇上没派人？”

“派了个网格员，管三个村，光跑路就得半天。到我这儿就剩俩钟头，能办几件事？”

我把这个情况记在本子上。回县城之后，我把春红嫂子的笔记本借了来，拍了几页照片，附在调研报告的附件里。周县长翻到那一页，盯着“点这”“再点这”看了好几秒，没说话。

过了几天，县里下了文件——帮办代办员每月补贴从一百五提到三百，同时要求各乡镇统筹安排网格员，每个村每周至少保证两个半天的“帮办日”，集中收材料、集中代办。另外，县政务中心开发了个“帮办代办”小程序，春红嫂子们不用再往镇上跑了，材料在手机上拍照上传，后台有人接单办理。

小程序上线那天，我回村教春红嫂子用。她拿手机对着孙大爷的身份证拍了张照，又对着户口本拍了一张，点击“提交”。两秒钟，页面弹出一行字：“已受理，预计三个工作日办结。”

春红嫂子盯着那行字看了好几秒，转过头来跟我说：“远啊，这玩意儿要是早两年有，你舅那七趟是不是就不用跑了？”

我想了想：“嫂子，早两年就算有这玩意儿，也不一定有人会用。”

“那倒是。”春红嫂子笑了，从抽屉里摸出那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到第一页，上面记着第一条代办记录——赵德贵，宅基地证，2023年7月13日，办结。

“这是你舅那回，我给记的。”春红嫂子把笔记本递给我，“你看，后面还有。”

我翻了翻——孙德福，优待金，7月20日，办结。刘翠兰，慢性病卡，7月22日，办结。周大强，残疾证，7月25日，办结。

每一页都是歪歪扭扭的字，每一行后面都写了个“办结”。春红嫂子说，这是她给自己定的规矩——办完了划个勾，没办完的用红笔圈出来，天天看，天天催。

“嫂子，你这本本可得留着。”

“留着干啥？又不值钱。”

“以后县里搞档案展览，这就是第一手的民情记录。”

春红嫂子乐了：“你可拉倒吧，这破本本谁稀罕看。”

嘴上这么说，本子还是被她锁进了村部的铁皮柜里。

（第5章完）

第6章马局长的检讨书

马国强在全县大会上念检讨那天，底下坐了三百多人。

他站在主席台侧面的发言席上，手里捏着三页纸，念得磕磕巴巴。我在后排靠门的位置坐着，看见他念到第三行的时候，手抖了一下，纸页哗啦响了一声。

“我对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管理不严、对群众诉求重视不够、对上级政策落实不力，负有主要责任……”马国强念到这儿，停下来喝了口水，嗓子有点紧。

底下有人交头接耳。坐我旁边的是县农业局的老周，拿胳膊肘碰了碰我：“哎，林主任，听说这事儿是你捅出来的？”

“周哥，我就是给我舅办了个证。”

“办证办出个全县整顿，你这证办得值。”老周挤了挤眼。

我笑了笑，没接话。

马国强念完检讨，周县长做了总结讲话。周县长没骂人，语气反而比平时还平缓：“同志们，今天让国强同志念检讨，不是要否定他的工作。国强同志在政务中心干了三年，成绩是有的，但问题也是明摆着的。一个宅基地证，老百姓跑七趟办不下来，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问题。态度问题的根子在哪儿？在咱们有些干部心里，老百姓的事儿没排在自己前头。”

周县长顿了顿，扫了一眼台下：“我听说，有些窗口人员反映，说‘容缺受理’的文件不敢执行，怕担责任。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县里下的文件，只要你按规定执行了，出了事县里担着。谁要是因为怕担责任就不执行，那才是真要担责任。”

这话说完，底下安静了好几秒。我看见马国强低着头，拿笔在本子上记了什么。

散会之后，马国强在走廊里追上周县长，我正好在旁边。马国强说：“周县长，我有个想法——我想在政务中心搞个‘局长坐班’制度，班子成员轮流到窗口值班，每人一周，坐窗口后面亲自办业务。”

周县长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坐窗口？你能办业务？”

“现学。”马国强说，“我大学学的就是土地管理，宅基地这块我熟。就是窗口系统得学两天。”

周县长想了想，点了点头：“行，你带头坐。坐完了写个体验报告给我——不是写给县委看的，写给你自己看的，写清楚老百姓办事到底难在哪儿。”

马国强真去坐了。

第一个礼拜，他坐在8号窗口后面，刘小燕在旁边当“指导”。头一天上午，来了个办宅基地证的，材料带了一大摞，马国强翻了半天没找着四至证明。办事的老汉紧张得直搓手：“同志，那个四至证明村上说开不了……”

马国强把材料放下，问刘小燕：“这个村出公示能替代不？”

刘小燕点头：“能，文件上有。”

“那你帮他出个公示模板，让村里盖章公示，十五天以后来领证。”

老汉千恩万谢走了。马国强转头跟刘小燕说：“这个流程能不能印成个明白纸？把缺材料的情况都写上，缺啥补啥，一次说清。”

刘小燕说：“早该印了，以前没人牵头弄。”

马国强坐了一个礼拜窗口，记了满满三页纸的问题——系统卡顿的、材料要求打架的、部门之间推诿的、窗口人员培训不到位的。他把这三页纸整理成体验报告，交到周县长桌上。

周县长看了之后，批了一行字：“印发全县各单位一把手，每人对照写一份。”

那阵子，全县各单位的一把手都在写体验报告。有的写得认真，有的糊弄两页纸交差。周县长也不催，一份一份看，看完在每份报告后面批注。批到马国强那份的时候，周县长写了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国强同志，你这三页纸，比过去三年的工作总结都有价值。窗口那一米台面，坐和不坐，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第6章完）

第7章一张“明白纸”

“明白纸”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马国强牵头弄的第一版，印了五千份，发到各村便民服务点。三天之后，春红嫂子给我打电话：“远啊，你们发的那个明白纸，俺们村老头老太太看不懂。”

“咋看不懂？”

“字儿太小，跟蚂蚁似的。再说上面那些词儿，啥叫‘告知承诺’？啥叫‘容缺受理’？啥叫‘四至’？老头老太太问我，我说我也不太明白。”

我把春红嫂子的意见转给了马国强。马国强挠了挠头：“那咋办？总不能挨个解释吧？”

我说：“马局，我有个想法——明白纸别按政策条文写，按‘场景’写。比如‘您要办老年证，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两张一寸照片。到村部找赵春红，她帮您填表’——就这么写，一句话一件事，用大白话。”

马国强想了想：“试试。”

第二版明白纸印出来，是彩色的，A4纸对折，每一页写一件事。老年证、慢性病卡、宅基地证、养老金认证、残疾证……一共十六项。每项开头都有一句话——“如果您要办这个事，先找村帮办员，不用自己跑镇上。”后面列材料清单，每样材料后面都加了个括号说明——“身份证（就是您那个带照片的卡片）”“户口本（您家那个红色本子）”“一寸照片（红底的，不知道尺寸就跟照相馆说办老年证用）”。

春红嫂子拿着新版明白纸，在村口老槐树底下摆了个摊，挨个给老头老太太讲。孙大爷看了半天，指着一行字念出声：“老年证——找春红。材料：身份证、户口本、照片。办结：三天。”念完了抬头问春红：“就这？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您把材料给我，我给您上传，三天后证下来我给您送家去。”

“那俺以前跑的那些趟，算啥？”

春红嫂子不知道咋回答。旁边二大爷接了话：“算给腿做锻炼了。”

一群老头老太太哄笑起来。

新版明白纸发下去一个月，政务中心统计了个数据——老年证办理量涨了三倍，但窗口受理量降了一半。涨的是帮办代办的量，降的是老人自己往镇上跑的量。马国强看着报表，跟周县长汇报的时候说了句：“以前老人办证，十个人里头八个得跑两趟以上。现在十个人里头八个在家等着就行。”

周县长说：“这才叫‘最多跑一次’，连一次都不用跑。”

但明白纸这事儿还没完。刘奶奶拿着明白纸来找春红嫂子，指着“慢性病卡”那一栏说：“春红啊，上面写着‘需要医院诊断证明’，可俺那个诊断证明丢了，医院说补不了，咋办？”

春红嫂子给镇上打电话问了一圈，最后问到我这儿来了。

我咨询了医保局，人家说诊断证明丢了可以去医院复印病历，病历上有诊断结论，盖医院的病案室章也行。我把这话转给春红嫂子，春红嫂子带着刘奶奶去了一趟医院，复印了病历，卡办下来了。

事后春红嫂子跟我说：“远啊，这个明白纸是好，可有些情况它写不进去。比如说刘奶奶这种，证明丢了，明白纸上写‘带诊断证明’，她不就傻眼了？”

我明白春红嫂子的意思——明白纸解决的是“知道带什么”，解决不了“东西没了怎么办”。后者需要的是帮办员灵活处理的能力，需要上面给下面撑腰。

我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周县长。周县长在一次乡镇书记会上专门讲了这事儿：“帮办员遇到政策没写清楚的情况，可以给县政务中心打电话，中心有专人接听，接听的人拿不准的，找分管领导拍板。不许推，不许拖，不许让老百姓自己来回问。”

这话传下去之后，春红嫂子们的电话好打多了。用春红嫂子的话说——“以前打电话问镇里，人家说‘你按文件办’。现在打电话问，人家说‘我帮你查查’。”

两句话的差别，中间隔着一整张“明白纸”。

（第7章完）

第8章孙大爷的“当兵儿子”

孙大爷那笔优待金，最后是县武装部派人上门办的。

这事儿说起来还是因为明白纸。新版明白纸发到村里之后，春红嫂子在“优待金”那一栏底下加了一行手写的小字——“军属优待金，镇民政所办。需：户口本、入伍通知书、部队立功证明。找孙强他爹问详情。”

孙强就是孙大爷的儿子，在部队立了三等功那个。

春红嫂子加这行字是有私心的——她想让孙大爷知道，村里有人管他的事儿了。但她没想到，孙大爷拿着明白纸去找她的时候，眼眶红了。

“春红啊，这个优待金，俺跑了好几趟没办成，后来俺儿找部队打了电话才办的。你说，要是俺儿没在部队，这个钱是不是就领不上了？”

春红嫂子说：“大爷，现在不一样了。您把材料给我，我帮您跑。”

“真的？”

“真的。您回去把入伍通知书、立功证明找出来，户口本带上，给我就行。”

孙大爷回家翻了半天，立功证明找不着了——那年孙强把喜报寄回来，孙大爷高兴，贴墙上贴了半年，后来墙皮受潮，喜报揭下来的时候撕了角，他也不知道塞哪儿去了。

春红嫂子打电话问我咋办。我找了县武装部的熟人问了一圈，人家说立功证明可以补——部队有档案，发函过去就能查。

我把这话告诉孙大爷，孙大爷激动得手都哆嗦：“补证明得花多少钱？”

“不花钱，武装部发函就行。”

“那得等多长时间？”

“个把月。”

孙大爷等了个把月，武装部的函回来了，部队那边把立功证明复印件寄了过来。春红嫂子拿着复印件去镇上民政所，民政所看完材料，直接录入系统，当月的优待金就打到了孙大爷的卡上。

孙大爷收到短信那天，在村里小卖部门口站了十分钟，举着手机给每一个路过的人看：“看看，到账了！部队没忘了我儿，政府也没忘了我！”

后来孙强从部队打电话回来，专门谢我。我说你不用谢我，你谢春红嫂子，她跑前跑后忙了一个月。

孙强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林哥，我在部队待了八年，家里的事儿从来帮不上忙。我爸办证跑腿、领钱，都是村里帮着办的。我以前觉得，当兵就是保家卫国，家里的事儿顾不上。现在我才知道，要是村里不管、政府不管，我在部队也待不安心。”

我说：“你在部队好好干，家里的事儿有我们呢。”

挂了电话，我把这事儿跟周县长汇报了。周县长听完，没说话，把办公桌上那份全县双拥工作汇报翻了翻，翻到最后一页，拿笔写了一行字——“军属帮办代办，纳入考核。”

后来县里出了个规定——全县军属和退役军人办事，一律由帮办代办员上门服务，不用家属自己跑。文件上还加了一句——“军人在部队保家卫国，家里的事，地方上管到底。”

这话被孙大爷听见了，他专门去镇上要了份文件复印件，贴在堂屋正中间。旁边是他儿子的立功喜报——补回来的那份，新崭崭的，红底金字，拿透明胶带粘得板板正正。

（第8章完）

第9章县长暗访

周县长去政务大厅暗访那天，我也跟着去了，但没穿制服，穿着大裤衩人字拖，跟大舅那天一个造型。

周县长比我低调——他穿了件旧夹克，头发没梳，戴了副老花镜，站在大厅门口看办事流程图，跟个退休老头似的。我在离他五步远的地方站着，假装打电话。

那天是周三上午，大厅里人不少。周县长先去了社保窗口，排了十分钟队，问了个养老金认证的事儿。窗口的小姑娘态度还行，说了三遍流程，但最后加了一句“您可以让子女在手机上帮您弄，不用跑”。周县长点点头，走了。

然后他去了8号窗口。刘小燕正给一个老汉办宅基地证，马国强坐旁边，手里拿着个本子记东西——局长坐班制度还在执行，马国强每周三上午坐半天。周县长没往窗口凑，坐在等候区椅子上听了一会儿。老汉的材料又缺了四至证明，刘小燕这回没直接退，站起来走到老汉旁边，蹲下来问他：“大爷，您隔壁空宅子那户，您知道叫啥名不？”

老汉说了个名。刘小燕打开系统查了查，找到一个电话，当着老汉的面拨过去，按了免提。电话接通，对面是个南方口音的男人，刘小燕问他能不能委托亲戚代签四至证明，对方说可以，让找村里王会计代签就行。

刘小燕挂了电话，跟老汉说：“大爷，您回去找王会计，就说户主同意了，让他代签。签完了直接来，不用再跑空趟。”

老汉乐呵呵走了。

周县长在旁边看完了全程，站起来，走到8号窗口前，敲了敲玻璃。刘小燕抬头，愣了一下——她认出了周县长的脸。

“周……周县长？”

马国强赶紧站起来：“周县长，您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坐班坐得咋样。”周县长冲刘小燕点了点头，“刚才那个老汉的事儿，办得不错。”

刘小燕脸红了，嘴上说“应该的”，手却把台面上的明白纸摆正了。

周县长在大厅里转了一个钟头，临走的时候跟马国强说：“你知道你那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今天有人来反映吗？”

马国强脸色一变：“没人跟我说啊。”

“我替你去看了。那个窗口关着，台面上落了层灰，椅子上搁着个快递盒子。”周县长语气不重，但马国强额头上又冒汗了，“局长坐班是好事，但你光坐8号窗口不够——你得去那个‘办不成事’窗口坐半天。老百姓真碰上办不成的事儿了，第一个找的就是那个窗口。你关着门，等于告诉老百姓‘别来了’。”

马国强回去就把那个窗口重新收拾了，台面上放了个牌子——“有事您说话，办不成找我”。他自己每周五下午坐在那儿，谁来反映问题，现场登记、现场协调。第一个来反映问题的是个年轻妈妈，她孩子的出生证明丢了，医院说得登报挂失，她觉得不合理。马国强打电话问了卫健委，卫健委说登报挂失是旧规定，现在网上声明就行。马国强让窗口给她办了，前后二十分钟。

年轻妈妈走的时候说了句：“马局长，您早在这儿坐就好了。”

马国强后来跟我聊起这事儿，苦笑着说：“林主任，你说我以前咋就不愿意下来坐呢？”

“怕麻烦呗。”

“不光怕麻烦。”马国强想了想，“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报表，觉得啥都挺顺。一坐窗口才知道，报表上写‘办结率99%’，可那1%的老百姓，可能跑了八趟。”

（第9章完）

第10章我舅又跑了一趟

大舅拿到证的第三个礼拜，又往镇上跑了一趟。

这回不是为他自己——是替二大爷跑。二大爷的老年证换下来了，但新证上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赵德福”写成了“赵德富”。二大爷没注意，拿着证坐公交，司机看了半天说“这证跟身份证对不上啊”，二大爷气得直跺脚。

大舅听说这事儿，把二大爷的证拿过来看了看，二话没说，骑上三轮就往镇上跑。到了政务大厅，直奔8号窗口。刘小燕不在——她那天轮休——窗口后面坐的是马国强，局长坐班日。

“同志，换证。”大舅把二大爷的身份证和新老年证递进去。

马国强接过来一看，名字对不上，眉头皱了一下：“大爷，这证是谁的？”

“我兄弟的。名字给写错了，赵德福写成赵德富了。”

“这得本人来办，得确认身份。”

“俺兄弟腿不好，来不了。俺是他哥，身份证、户口本都带来了，你看——”

马国强翻了翻材料，户口本上确实写着赵德福、赵德贵兄弟俩。但他没办过这种更正业务，拿不准，转头想找刘小燕问，想起来她今天休息。

大舅看他在那儿犹豫，心里有点打鼓——他想起我嘱咐过的话，“材料齐了别跟人吵，人家按规矩办”。大舅没吭声，站在窗口外面等着。

马国强给刘小燕打了个电话。刘小燕在电话那头说：“马局，户口本上能证明兄弟关系，代办也可以，让大爷签个代办委托书就行。委托书模板在我抽屉里。”

马国强翻了半天，在刘小燕抽屉里找着了委托书模板。他照着模板打印了一份，让大舅签了字、按了手印，然后现场给二大爷办了更正。

前后十五分钟。

大舅拿着改好的证出了大厅，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那天日头还是毒，但大舅没蹲着抽烟。他掏出手机给我打了个电话，嗓门洪亮：“远啊，证改过来了！十五分钟！”

“这么快？”

“窗口那个同志态度好得很，还帮我印委托书，没让俺多跑。”大舅顿了顿，“远，这人谁啊？以前没见过。”

“那是马局长，政务中心的头儿。”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大舅说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局长亲自办证？那这证是不是金贵些？”

“舅，证还是那个证，就是办事的人换了个态度。”

“噢。”大舅把证揣好，又补了一句，“那中。下回二大爷的事儿，还找他。”

挂了电话，我给马国强发了条微信：“马局，听说你今天给二大爷办了更证？办得漂亮。”

马国强回了个苦笑的表情：“林主任，你别寒碜我了。以前这些小事儿，窗口上都推来推去。我坐了俩月窗口才明白，老百姓办的真没有大事——全是小事，可每一件小事对老百姓都是大事。”

我回了他一句：“马局，这话你写进体验报告里，比我写十篇调研都有用。”

（第10章完）

第11章春红嫂子的年终总结

到了年底，春红嫂子要写年终总结。

村支书跟她说：“春红，你那个帮办代办的事儿，写上，镇上要收。”

春红嫂子犯难了——她这辈子写过的字加起来没超过一本笔记本。她找我帮忙：“远啊，你帮嫂子写写，就说我今年给老百姓办了多少事儿。”

我让她把那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出来，一页一页念给我听。念了四十分钟，一共办了八十七件事——老年证换发二十一件、慢性病卡补办十三件、宅基地确权代办九件、养老金认证十九件、残疾人补贴申领五件、军属优待金代办两件、其他杂项十八件。

“就这些了。”春红嫂子把本本合上，“对了，还有你舅那个宅基地证。”

“我舅那个不用算你的。”

“算！咋不算？是我教王会计出公示的。”

我笑了：“那就算上。”

除了数字，春红嫂子还讲了几个故事。一个是孙大爷补立功证明的事，一个是刘奶奶诊断证明丢了的事，还有一个是村西头周大强办残疾证的事——周大强腿有残疾，拄着拐棍来村部，春红嫂子看他走路费劲，以后办事全上门，没让他再往村部跑过一趟。

我把这些整理成一篇八百字的总结，念给春红嫂子听。她听完想了想：“远啊，你写得挺好，就是那个‘以人民为中心’的词儿，能不能换成‘把老百姓的事儿当事儿办’？”

“能。”

“还有‘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句，换掉——俺们村一共就三公里路，哪来的最后一公里？”

我把稿子改了一遍，春红嫂子又提了个意见：“最后加一句‘明年争取办到一百五十件’。”

“这个数字你咋算的？”

“去年八十七，明年一百五，涨了将近一倍。”春红嫂子掰着手指头，“俺算了，全村六十岁以上老人二百一十一个，还有三十多个没办过啥事儿呢。明年把他们的事儿也管上。”

春红嫂子的年终总结交到镇上，镇党委书记看了之后转给了周县长。周县长在全县大会上念了一段——“我们赵春红同志说，帮办代办不是啥高科技，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当事儿办。这句话，请各位乡镇书记、各部门一把手记在笔记本上。老百姓的事儿，你当事儿办，他就把你当亲人。你不当事儿，他跑断了腿也不说你好。”

散会之后，好几个乡镇书记找春红嫂子要那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的复印件，说要推广。春红嫂子挺大方，复印了二十份，每份后面附了个二维码——“扫码加我微信，代办的事儿随时问。”

她那个微信名叫“春红帮办”，头像用的是村口老槐树的照片。

（第11章完）

第12章我舅的新三轮

大舅换了辆新三轮。

旧的骑了六年，电瓶不行了，蹬两里地就得下来推。我张罗给他换新的，他说不用，修修还能骑。我硬拉着他去镇上电动车行，他看了一圈，指了辆最便宜的：“就这个，两千二。”

“舅，买个电动的，带棚那种，下雨不淋。”

“带棚的贵一千。”

“我出钱。”

“你出钱我也不要。”大舅把兜里那个装钱的塑料袋摸出来，里头是一沓旧票子，有十块的、二十的，最大面额五十，“你舅妈卖了一窝小猪，加上我给人打零工攒的，够。”

我劝不动他，最后买了个不带棚的，两千二。大舅骑上新车那天，专门绕村骑了三圈，逢人就按喇叭——他那个新喇叭是带音乐的，按一下“洪湖水浪打浪”，再按一下“今天是个好日子”。

二大爷坐在门口晒太阳，看见大舅骑车过来，扯着嗓子喊：“德贵！车行送你的喇叭？”

“新买的！带音乐的！”大舅一捏把，喇叭响起来：“今天是个好日子——”

“好日子！好日子！”二大爷笑得直拍大腿。

大舅骑了三圈回来，把车停在我旁边，从车斗里摸出个塑料袋：“给，镇上买的凉皮，你舅妈让带的。”

我蹲在院门口吃凉皮，大舅蹲旁边擦车。他擦得仔细，车把、车座、车斗的边边角角都擦到了，最后拿干布把喇叭上的灰抿了抿。

“远啊。”

“嗯。”

“二大爷那个证，改过来之后，他说要请我喝酒。”

“你喝了？”

“没喝。我说你腿不好别跑了，要喝酒我骑车带你上镇上下馆子。”大舅把抹布叠好塞进车斗工具箱，“二大爷腿不好，上回坐公交去镇上，下车没站稳摔了一跤，膝盖青了半个月。”

“那你以后带他。”

“带！新车后斗宽，铺个棉垫子，坐两个老头没问题。”大舅拍了拍车斗，“比旧车稳当多了。”

我吃完凉皮，大舅骑车送我回县城。路上我坐在后斗里，风从耳边吹过去，跟半年前一样。不同的是，这回大舅不用蹬了——电门一拧，车稳稳当当往前跑。他一边骑一边哼歌，还是《朝阳沟》，跑调跑到黄河边，但听着比从前高兴。

“舅，你那个宅基地证，放好了没？”

“放好了！铁皮匣子里锁着呢。”

“回头我给你买个保险柜。”

“不要！铁皮匣子比你岁数都大，结实着呢。”

我笑了笑，没再劝。三轮车碾过柏油路，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哗响。大舅哼着歌，车斗里搁着半袋子二大爷给的红薯，天边云彩烧得通红。

到县城的时候，我下车，大舅调头往回骑。骑出去十几米，他又停下来，回头喊了一句：“远！”

“咋了舅？”

“你舅妈说，下礼拜回家吃饭，给你炖鸡！”

“好！”

“带上你那个县长！”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舅，县长哪能随便上俺家吃鸡？”

“那有啥不中的？他帮俺办了证，俺请他吃个鸡，还不中？”

我想了想，掏出手机给周县长发了条微信：“县长，我舅想请你吃鸡。”

过了两分钟，周县长回了仨字：“啥时候？”

（第12章完）

第13章县长真的来吃鸡了

周县长来那天，大舅把院里那棵枣树底下的矮桌擦了八遍。

舅妈从早上五点开始忙活——杀鸡、烫毛、剁块、焯水，大铁锅里咕嘟咕嘟炖了两个钟头。除了鸡，还炒了四个菜：青椒炒蛋、蒜泥黄瓜、西红柿拌白糖、油炸花生米。二大爷被请来陪客，穿了件新汗衫，头发拿湿毛巾抿得溜光。

周县长是自己开车来的，没带司机，没带秘书，就带了两瓶酒——一箱水果。进了院门先喊：“赵叔！赵婶！我来蹭饭了！”

大舅从灶房探出头，围裙还系着，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周县长，快坐快坐，屋里头凉快。”

“坐院里好，枣树底下风大。”周县长把酒搁桌上，自己拉了把马扎坐下，“赵叔，你这院子收拾得真利索。”

“利索啥，乱糟糟的。”大舅搓着手，不知道该干啥，最后把周县长带来的水果拎起来，“你咋还带东西？来吃鸡就吃鸡呗。”

“来看您不能空手啊。”

二大爷坐在旁边，烟袋锅子拿在手里，点也不是，不点也不是——当着县长的面抽烟，他有点打怵。周县长看见了，主动说：“赵大爷，您抽您的，我不怕烟味儿。”

二大爷这才把烟点上，抽了一口，又补了一句：“那个啥，周县长，俺那个老年证，谢谢你哈。”

“谢我干啥？那是春红帮着跑的。”

“春红也是听你指挥的嘛。”二大爷的逻辑很朴素。

周县长笑了，端起酒杯：“赵叔、赵大爷，这杯酒我敬你们。我干了，你们随意。”

大舅赶紧端杯，一口闷了，辣得龇牙。我在旁边说：“舅，你慢点喝。”

“不碍事，这酒好。”大舅咂了咂嘴，看了看酒瓶，“这酒不便宜吧？”

“赵叔你尝尝就行，别问价钱。”

酒过三巡，周县长问大舅：“赵叔，您那个宅基地证办下来了，以后还有啥打算？”

大舅嚼着鸡爪子，想了想：“打算？没啥打算。房子修修，等远他舅妈老了回去住。院里有枣树，有鸡窝，再种点菜。”

“挺好。”

“周县长，俺问你个事儿。”

“您说。”

“那天远打电话找你，你咋接那么快？你一个县长，手机不都是秘书拿着吗？”

周县长放下筷子，认真说：“赵叔，我的手机就搁兜里，除了开会，随时能打通。老百姓找县长不好找，我要是再让秘书拦一道，那就更找不着了。”

大舅点了点头，又问了句：“那你手机号，老百姓都知道？”

“知道的人不多。”周县长笑了笑，“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赵叔，您手机里有我号了，以后村里谁有办不下来的事儿，您跟我说。”

大舅把鸡爪子搁下来，拿手背擦了擦嘴：“周县长，俺不乱打电话。”

“我知道您不乱打。但真碰上难事儿了，别自己扛着跑七趟。”

大舅想了想，端起酒杯：“中。那俺敬你一杯。”

二大爷在旁边插了句话：“周县长，俺那个老年证名字改过来了，是你亲手办的？”

“是。”

“那俺也敬你。”二大爷把烟袋锅子往腰上一别，端起了酒杯。

三个人碰了一杯。我在旁边没喝酒，负责倒酒、夹菜、递纸巾。舅妈在灶房里喊：“远啊！给县长添饭！”

“来了！”

周县长吃了两碗米饭，第二碗是鸡汤泡的。吃完把碗一搁，拍着肚子说：“赵婶，这鸡炖得真香，我好久没吃这么饱了。”

舅妈在围裙上擦着手，从灶房出来：“香啥啊，就是自家养的笨鸡。县长要是爱吃，下回再来。”

“行，下回我带两瓶好酒来。”

大舅送周县长出门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周县长的车灯亮起来，大舅站在院门口挥手，一直挥到车灯拐出村口看不见了，才放下手。

回屋之后，大舅坐在枣树底下愣了半天，忽然跟我说：“远啊。”

“嗯。”

“这个周县长，没有架子。”

“本来就没有。”

“他酒量不错。”

“这倒是。”

大舅拍了拍肚子，站起来收了桌上的剩菜。把鸡骨头捡了一碗，端给院角的狗——“大黄，县长吃过的鸡骨头，你也享受享受。”

大黄摇着尾巴啃骨头，大舅蹲旁边看，嘴里还哼着歌。舅妈从屋里出来，拿了件外套给他披上：“你俩喝多少？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没多少，一瓶半。”大舅竖起三根手指头，又缩回去一根，“那酒好，不上头。”

我在屋里头收拾桌子，听见大舅跟舅妈说：“远他舅妈，回头把那窝小猪卖了，再买两瓶好酒搁家里。下回周县长来，咱不能老喝人家的。”

（第13章完）

第14章孙大爷的喜报

转过年来开春，孙大爷家出了件喜事——孙强在部队提干了，从士官转成了军官。

消息传到村里那天，孙大爷正在地里翻土，村支书骑着电动车冲到地头，扯着嗓子喊：“老孙！你儿子提干了！”孙大爷拄着锄头愣了好半天，问了一句：“提干是啥？官大不？”

“大！从兵变成干部了！”

孙大爷把锄头往地上一插，腿一软，蹲田埂上了。村支书以为他激动得站不稳，赶紧去扶，结果孙大爷从兜里摸出旱烟，手抖得划了五根火柴才点着。

“提干了……提干了……”孙大爷念叨了十几遍，忽然问，“那俺儿以后能回家不？”

“能！当干部每年有探亲假，比当兵时自由多了。”

孙大爷抽完那袋烟，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走，回村！给春红说一声！她得上系统里把俺家那个军属信息改改，俺儿现在不是士官了，是干部了！”

春红嫂子听说这事儿，当天就在帮办代办系统里给孙大爷更新了军属信息。镇民政所第二天就来了电话，说孙强提干之后，优待金标准要往上调一档。

孙大爷接电话的时候，手还是抖的：“那、那是不是得重新填表？”

“大爷，不用您跑，春红在系统里提了申请，咱这边后台给您调就行。”

挂了电话，孙大爷坐在堂屋里，看着墙上那张补回来的立功喜报，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他给孙强打了个电话：“强啊，优待金涨了。你说你爹这辈子没啥本事，老了老了，跟着你享福了。”

孙强在电话那头笑了：“爸，那钱是国家给军属的，不是我给的。您要谢就谢人家帮办员。”

“谢！都谢！”孙大爷嗓门洪亮，“春红那边我谢过了，镇上民政所我也打电话谢了。你爹现在会打电话了，上回还给人说‘谢谢’来着，说得不标准，人家没听清，我又说了三遍！”

孙强在电话里笑得不行。

这事儿过了没几天，孙大爷带着一兜子鸡蛋来找春红嫂子，非要给她。春红嫂子死活不收，孙大爷把鸡蛋往村部桌子上一搁，转身就走，腿脚比平时利索多了。

春红嫂子没办法，把鸡蛋提到村食堂，煮了一锅茶叶蛋，在“帮办日”那天分给来办事的老人们吃。刘奶奶吃了俩，问春红：“这蛋咋有股子喜味儿？”

“孙大爷的喜蛋——他儿提干了。”

“那得恭喜！”刘奶奶又拿了一个，“再吃一个，沾沾喜气。”

那天下午，春红嫂子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孙德福，军属信息更新，办结。附注：送鸡蛋三十个，已转食堂煮茶叶蛋。”

后来我回村碰见孙大爷，问他：“大爷，你还跑不跑镇上了？”

孙大爷摆摆手：“不跑了！啥事儿春红都给办了。上回俺那个高龄补贴认证，春红拿手机对着俺脸扫了一下，说‘大爷眨眨眼’，俺眨了眨眼，她说‘成了’。这就成了！俺还没反应过来呢！”

孙大爷的喜报还贴在堂屋墙上，旁边多了一张纸——是春红嫂子给他的帮办员联系卡，上面印着电话号码和一句话：“有事您说话。”

孙大爷在那张纸上拿圆珠笔写了四个大字：“说到做到”。

（第14章完）

第15章窗口那一米台面

入夏之后，县政务大厅换了新面貌。

门头重新装修了，换了块大牌子——“XX县政务服务中心”，底下加了一行小字：“最多跑一次，一次不用跑”。大厅里的铁椅子换成了软垫椅，墙角添了台饮水机，旁边搁了一摞纸杯。8号窗口的台面降低了两厘米——马国强坐班的时候发现，有些老人个子矮，趴在台面上填表不得劲，让工程队把台面削低了两厘米。

“两厘米能管多大用？”施工队的人问。

“你蹲着填半小时表试试。”马国强说。

刘小燕还在8号窗口，但整个人不一样了。她不再刷手机了——台面上搁着个透明文件夹，里面是各种常见业务的材料清单，每样材料后面手写了一句“这个长啥样”，底下还贴了张示例图。文件夹旁边搁着一摞空白表格，每张上面都用荧光笔标了“这里签字”“这里按手印”。

刘小燕现在有个习惯——每办完一件业务，在台面底下贴一张便利贴，上面写个数字。我上回去瞄了一眼，最上面一张写着“今天第23件”。

“刘姐，够忙的啊。”

“忙点好。”刘小燕把办好的材料递给窗口外面的老汉，追了一句，“大爷，您那个高龄补贴下个月自动到账，不用再来了。您回去让春红嫂子帮您查一下短信就行。”

老汉走了。刘小燕抬头看了我一眼：“林主任，你那五十块钱的T恤换了没？”

“咋了？”

“没咋，就觉得你那天穿得也太不像话了。”

“那不是为了体察民情嘛。”

“体察个鬼。”刘小燕翻了个白眼，“你那天就是故意的——穿那么寒碜，让我不起疑心，好逮马局长的现行。”

我笑了笑，没否认。

马国强的局长坐班还在继续，但改成了每两周一次。他把坐班地点从8号窗口挪到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在那儿坐半天，谁有事儿谁来聊。窗口台面上搁了个登记本，记了密密麻麻的问题——有政策咨询的，有投诉窗口的，有建议增设设施的。马国强每条都写了处理意见，办完了在旁边划个勾。

那个本子后来被周县长要走了，说是“留作档案”。周县长在全县大会上举着那个本子说：“这是马国强同志坐班记的，两个月，四十七条问题，办结了四十五条。剩下两条没办结的，一条是系统权限问题，报到省里在等批复；一条是跨部门协调，正在推。两条都有明确的下步计划，没有一条石沉大海。”

马国强坐在台下，脸红红的，但腰板比从前直了。

我舅后来又来过一趟政务大厅，这回是替二大爷领新办的残疾证——二大爷腿不好，评了个三级残疾，每月有补贴。大舅把材料递给刘小燕，刘小燕办完了，追了一句：“赵叔，您回去跟赵大爷说，残疾补贴每月十五号到账，让他注意查收。还有，残疾人可以申请辅助器具，轮椅、拐杖啥的，县残联免费给配。您让他选一样，春红嫂子那边有目录。”

大舅揣着残疾证出了大厅，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给我打电话：“远啊，又办完了。那个刘闺女态度好得很，还跟俺说轮椅可以免费领。”

“那你给二大爷领一个。”

“领！二大爷那个拐棍拄了八年了，早该换了。”大舅顿了顿，“远，你说现在办事咋这么顺当了呢？”

“舅，以前也顺当，就是你正好赶上了不顺当的时候。”

“那是咋回事？”

“以前窗口卡得严，怕出错。现在上面说了，该办就给办，出了事上面担着。窗口的人敢办了，老百姓就顺当了。”

大舅想了想，说了一句让我琢磨了半天的话：“那以前上面为啥不说这话呢？”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也许以前上面也说了，但底下没听见。也许听见了，但没人当真。也许当了真，但没人盯着办。

不管咋说，现在大舅骑车去镇上办事，不用再揣着旱烟蹲台阶上了。

上礼拜我又回了趟村，大舅骑着新三轮带我去镇上吃凉皮。路过政务大厅的时候，大舅放慢了车速，往大门瞅了一眼。大厅门口那块“最多跑一次”的牌子换了新的，字比从前大了一号，在太阳底下亮堂堂的。

“远啊。”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