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义这地方，设县晚，根底薄。正德年间王阳明平了横水，才从大庾、南康、上犹三县割出这块地来，赐名崇义。县是新的，人也是新的——招抚来的新民，放下刀拿起锄头，田还没种熟，学宫先立起来了。先师庙就在学宫里头，供着孔子，配着四配十哲，门庑堂斋一应俱全。按理说，一座庙而已，有什么好说的？可放在崇义，这座庙就不只是庙了。它是一块界碑：这边是礼义衣冠，那边是群蛮肆侮；这边是诗书六艺，那边是攻劫虏掠。朝廷的秩序要落地，光靠兵不行，得靠庙，靠学，靠每年春秋那两回磕头。庙修起来，人心才有个搁处。
王阳明这个人，在崇义是两副面孔。一副是打仗的：报至，公曰“渺忽蜂腰，敢当齐斧”，请兵，整戈肃戟，选将练兵，履前锋，直临巢穴，一鼓四合，电扫雷轰。另一副是讲学的：公日与四方之士，讲学修文。这两副面孔搁在一个人身上，不矛盾。打完仗，他疏请设县，城池台署、应祀坛庙一并规划。最妙的是那句“官不动库，民不见索，市不知易”——公家没开库房，百姓没被摊派，市面上连动静都没察觉，事情就办了。这话当然有夸饰，但意思很清楚：秩序的重建，最好让人感觉不到重量。兵威是猛药，庙学是慢药，猛药去病，慢药养人。
可慢药也慢得够呛。学宫初建，苟且奏功，到辛巳年孟冬，蒿腥雾毒，稼稿钱荒，士居家，官居郡，岁时致祭，祗一抵焉——名为学校，无异蔬圃。一所县学，沦落到跟菜园子差不多，可见草创之际，什么教化理想都得先给吃饭让路。后来广西祝君澍来设烟墩，厥患如故，拂衣去矣。这位祝君大概是个实在人，看看这摊子，觉得没法弄，拍拍衣服走了。
嘉靖辛卯，福建邵武高亮来当知县。两年间，政通人和，雾消为雨，蒿化为蓝，耕农而谷，商乐于涂，贾乐于市。士人这才缓过劲来，说“施教化，育人才，厚风俗，诚治道之所急”。高亮修学宫的办法也实在：材伐于山，不经于市易；工募于读，不出于夫家。木头山上砍，工匠从读书人里募，不经过市场，不惊动民户。修出来的成果是：自殿而庑、而戟、而棂星门，自堂而斋、而号、而库、庐、庖、福、斋宿之所，东西绰楔，奂然一新。从“蔬圃”到“奂然”，中间隔着一个肯干事的知县。
高亮之后，嘉靖壬子，王廷耀重修。这位王知县，字子玉，荆楚人豪，训导武戳说他“励精图治，倦倦于学政”，是竹泉公之后最肯在学政上用心的。他修学宫，工以赎贸，力取闲氓，不劳里胥，不事科扰，而子来乐附。最值得说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在学舍左边地僻势卑之处，招集民居，为楼有伉，直辟通衢，名曰仁厚新街，籍其租以瞻学。一条街养一所学校，比什么道德口号都实在。另一件是改建阳明公祠。阳明祠旧在先师庙西，正德己卯建，到王廷耀手里请于台院，改建于儒学之东。把一位本朝儒者放进与先圣相邻的空间，这是文化判断：王阳明在崇义不只是功臣，是道统里的人了。
沈谧的《王公祠记》写得漂亮。他说君子之教与泽，“飒飒然起于一窍之微，俄而蓬蓬然遍于四海之远；不假智力，不声势力，万物莫不靡然而偃”。风这个东西，起于青萍之末，却能鼓动万物，教化也该是这样。但沈谧也讲实话：识其机，运之若反掌；失其机，譬犹蚊蝇负山，徒贻笑于当时。风不是自动吹的，得有人握其机。卢公握了机，王廷耀奔走承顺，祠就建成了，旬月事竣，力不劳而民不扰。再往下看，沈谧笔锋一转，谈到上犹呈报“机兵编佥未平”：崇义初设时，上犹田而畀之以成，后来田去了，兵额还在。沈谧白于军门，减派百名，每年省工食七百余金，说“爱上犹实所以为崇义也”。这段看似旁枝，其实是地方志里最实在的账目。德政不是空话，是减掉一百个兵额、七百余金工食之后，两县百姓都松一口气。
城隍庙的迁建也有意思。旧庙在县北独秀峰下，正德己卯王守仁命南康县丞舒富建。到嘉靖癸未，兵备副史林大辂巡部至邑，以庙隔溪，病涉，命通判王泉迁至城内岭北道之后。城隍从城外搬进城内，表面是怕官员祭祀过溪不方便，深层是把幽冥监察纳入城内秩序。神权空间的位置，从来不是随意的。
回头再看先师庙。它连着儒学、明伦堂、启圣祠、棂星门、戟门，一整套空间序列，其实就是一套教化序列。诸生入礼门，由义路，升明伦堂，王廷耀题的联语是“海阔天高，导之使入也；云行雨施，翼之使由也”，又有“学海波澜，公门桃李”。对联写得漂亮，但训导武戳说得更直白：君子旷其学而弗居，舍其道而弗致，罔且殆，甚矣将不为面墙莅烦者耶？不读书，不居学，不致道，最后就是个面墙而立的糊涂官。
崇义由“盗贼强梁之区”变为“礼义衣冠之地”，沈谧说这是“风之动物，于此也一验矣”。话不错，但风背后有兵备，有县令，有学官，有祠祀，有赋役，有一条叫仁厚新街的街面收租养学。教化从来不是一阵风的事。庙修了，学开了，街辟了，租收了，兵额减了，城隍搬了，阳明祠立了——这一件件具体的事摞起来，才摞出一句“礼义衣冠之地”。至于那些没被写进碑记的人，那些新民、畲民、流民，他们在“礼义衣冠”里占什么位置，碑记是不说的。风过处，万物靡然，但有些草是伏下去的，有些草是被压下去的。这话，写碑的人不会讲，读碑的人不妨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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