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咨询受邀出席曼谷气候周研讨活动|储能|光伏|商道咨询|曼谷气候周|核能宣言|清洁能源|煤电|研讨活动|风电

2026年10月10日，泰国曼谷气候行动周期间，商道咨询合伙人张洪福受邀出席“中国全球能源合作的政策、实践与经验”研讨会，他以中国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的全球化为代表，做了题为《拐点之际：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关切》的分享。

本次研讨会由亚洲气候行动者（PACS）、亚洲人民债务与发展运动（APMDD）和巴基斯坦能源智库Renewables First联合举办。来自中国及亚洲、非洲的研究机构与社会组织代表共6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中国能源政策、海外项目治理体系和融资结构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如何在增进认知互信的基础上，加速推进全球清洁能源合作。

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巴基斯坦能源智库Renewables First代表Basit Ghauri（左）、亚洲人民债务与发展运动（APMDD）协调人Lidy Nacpil（中）、亚洲气候行动者（PACS）创始人王晓军（右）

2026年以来，极端天气频发与化石能源供应冲击，使全球南方国家对能源转型的需求更为迫切。世界气象组织记录显示1，年初莫桑比克、南非等国遭遇严重洪灾，智利等地经历高温和山火。国际能源署《东南亚能源展望2026》2 指出，今年的能源供应冲击显著推高了该地区居民和企业的燃料与用电成本。扩大本地清洁能源应用、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既关系到应对气候变化，也直接影响供电安全和能源费用负担。

同时，中国国内的应用规模和制造能力，为开展此类国际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3，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7%。国际能源署《能源技术展望2026》4指出，中国在光伏、风电和电池等领域具备显著的规模与成本优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进一步显示5，2026年上半年，中国储能型锂离子电池产量达到420吉瓦时。这些产业条件为设备供应、项目建设以及电网与储能协同运行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聚焦中国在海外的实际贡献，王晓军在会上分享了PACS与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7月，由中国企业或金融机构参与的海外可再生能源项目，已投运装机达69.4吉瓦，在建装机达100.5吉瓦。据估算，若在建项目全部投运，两者合计年发电量将超过已被取消的海外煤电项目原本可能提供的总发电量。王晓军强调，报告建议未来应进一步将可再生能源、储能和电网建设深度融合，并紧密对接海外工业园区的用电需求，从而切实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扩大低碳电力供给，筑牢能源安全防线。

各国被取消的煤电产能与可再生能源产能对比，在巴西、坦桑尼亚等多国，中国关联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超越被撤销的煤电产能。

中国不仅是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的重要供应方，更通过工程承包、投资与融资等多元模式深度参与各国能源转型。这些合作广泛涉及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APMDD代表Lidy Nacpil在开场致辞中指出，与中国开展深化合作，前提是精准认知不同参与主体的职能定位、行为模式与核心诉求。

理解宏观政策如何转化为落地行动，是本次研讨的核心议题之一。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副主任杨鹂在解读相关能源政策时表示，国家层面的战略方向需要通过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转化为具体任务，解读中国能源政策需统筹兼顾宏观目标与落实机制。她强调，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重心正向提升供电可靠性转移，推动风电、光伏、储能和电网协调运行，国际合作的广度也随之向项目开发、电站运维及本地生产延伸。今年7月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合作中投资开发、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等环节的协同，这为深化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7、8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副主任杨鹂解读相关能源政策

在明晰宏观战略后，理清中国国内复杂的行政审批机制同样关键。北京丰礼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娇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涉及发展改革部门、商务部门和银行等不同机构的交叉职责。企业需严格履行相应的核准或备案程序，银行则按规定办理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出等业务。她结合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9强调，合规管理要求贯穿境外投资的不同阶段。“我始终关注具体的案例。”李娇表示，对清洁能源合作的判断必须结合具体项目的技术和投资安排来明确适用规则。分清这些职责与程序，有助于东道国合作方更准确地规划项目筹备时间表并规避合规风险。

北京丰礼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娇做分享

在项目实操层面，明晰项目承建方、资产持有方与融资提供方的权责边界，有助于精准匹配合作对象。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CREIA）研究人员刘炳材指出，在其团队追踪的2022年至2026年前三季度海外项目样本中，约四分之三的中国企业参与形式为工程建设（EPC）和设备交付。“工程建设和技术交付依然是中国参与海外清洁能源项目的主流模式。”刘炳材补充道，中央企业在工程总承包环节表现活跃，而民营企业则更多聚焦于设备供应与技术输出。由于工程承包、资产持有与银行贷款对应着截然不同的风险收益模型，合作各方必须结合具体项目进行精细化评估。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CREIA）研究人员刘炳材进行分享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南南合作绿色金融项目总监王烨结合巴基斯坦光伏项目和印度尼西亚电网升级案例，深度剖析了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的差异化功能。不同属性的金融机构在联合参与项目时，其资金门槛与风险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开发商注入股权资本，银行提供债务融资，保险和担保机制发挥风险缓释作用，而购电协议（PPA）则为项目锁定稳定的预期收益。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南南合作绿色金融项目总监王烨针对具体案例进行分享

“项目未来能否产生充足的现金流以偿还贷款，始终是银行评估的核心。”王烨强调，公共融资可通过提供更长期限、匹配项目周期的还款方案及风险分担机制发挥先导作用。若能前置支持项目前期开发，并强化多层次金融机构间的协同，将显著提升更多清洁能源项目的融资可获得性。

找到合适的伙伴，需要持续的对接。盎然气候行动研究院执行主任李雁在圆桌讨论中表示，理解中国投资需将其视作一个多元的生态系统，出海企业经历了不同的市场洗礼，诉求差异显著。在此过程中，商协会、社会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可以发挥关键中介作用，协助核实项目信息、精准对接合作伙伴，并有效弥合跨文化沟通中的认知落差。

盎然气候行动研究院执行主任李雁在圆桌讨论中讲话

合作模式对东道国能源转型的实际影响同样需要因地制宜。Renewables First代表Basit Ghauri分享了巴基斯坦的转型经验：伴随光伏度电成本的显著下降，居民端屋顶分布式光伏呈现爆发式增长，而中国制造的光伏组件构成了这一趋势的关键支撑。这种由终端用户自主投资驱动的分布式发展模式，生动展现了设备贸易如何深度嵌入并重塑所在国的能源转型路径。Ghauri认为，客观评估中国企业在不同国家市场中发挥的实际效能，是务实探讨合作诉求的基石。

Renewables First代表Basit Ghauri分享巴基斯坦转型经验

商道咨询合伙人张洪福基于企业实践视角，剖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由单一产品出口向产能出海与产业链整合延伸的演进趋势。他指出，中资企业当下高度关注东道国产业政策的连续性。当地法规、税收政策与市场规则的透明度及稳定性，直接决定了企业的长期战略布局。合作伙伴需将这些核心关切纳入对话框架。此外，合作向本地化生产与服务端下沉，必然衍生出对本土化人才培育的迫切需求。张洪福以新能源摩托车出海为例说明，设备投放市场后，完善的售后维修与技术服务网络不可或缺。部分中资企业正积极探索与当地政府联合开展职业培训，这不仅完善了产业配套，更有效促进了当地技能提升与高质量就业。

商道咨询合伙人张洪福基于企业实践视角进行分享

深入理解合作机制，必然涵盖对项目合规与生态环境标准的遵循。中国生态环境部与商务部2022年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10明确要求，企业应严格遵守项目所在国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统筹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共赢，赋能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亚洲人民债务与发展运动（APMDD）协调人Lidy Nacpil做总结发言

研讨会尾声，Lidy Nacpil总结呼吁，拓宽合作版图有赖多方相向而行，项目所在国同样需要完善清洁能源发展的支持条件。此次研讨会是PACS、APMDD和Renewables First第二次共同主办有关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转型合作的讨论。三家机构未来将继续推进这一交流机制，致力于搭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知识和技术桥梁，帮助各方分享政策与项目经验，支持南方国家提速安全、公平的清洁能源转型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