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一个标准的满城旗人立一份档案。
姓名：没名字。八旗的册子上只写他属于哪一旗、哪个佐领。学历：满语会写，汉语看情况。职业：当兵。前提是挑得上。主要经历：1644年往后——搬进满城，和汉人隔开住。十六岁——注册，排队。十八岁——考骑射，考满语。十九岁——挑缺，披甲，开始领钱粮。六十岁——如果没死在战场上，还在领。
（挑不上缺的那一批，档案上写四个字：闲散余丁。）
这份档案有点怪。它没有"务农几年""做工几年""经商几年"这几栏。没有漏写，这几栏压根不许填。
先说清楚：他们手里没有"生产活动"
八旗入关以后，清朝定了一条死规矩。在旗的人，不许种地，不许做工，不许经商。唯一的正当职业，是当兵。
这话听着别扭。一个政权，把自己最信任的那批人，规定成什么都不许干，图什么。
图的是控制。
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入关前，平时耕猎，战时荷戈，军械粮草自己出，打完仗分战利品。入关以后不一样了。关内人口近一亿，八旗人口不过六十万，清廷怕被同化，就把旗人集中起来住。一半留北京内城，一半派到各大城市的驻防点。
驻防的规矩叫旗民分治。旗人单独筑城另居，或者划一块地方单独住。这块地方，就是满城。
住进去容易，出来难。京旗不许离开驻地四十里，各地驻防旗人，不许离开驻地二十里。超出去，按重罪办。
所以问满城里的八旗从事什么生产活动，答案是：没有。他们不参与生产，是被供养的那一类人。
再算一笔账：国家怎么把他们包起来
不给干活，就得给饭吃。
清初的办法是圈地。跑马圈地，把京畿一带的民田圈进来，按等级分给旗人，叫计口授田。你有多少口人，给你多少地。
问题是旗人不会种，也不愿意种。战事一场接一场，谁有功夫下地。再加上地少人多，分不过来。顺治年间就定了：以后新增的人丁，不再添给旗地。
于是从入关开始，另一条路成了主流——发饷。
饷分两种。平时领的叫坐粮，出征另加的叫行粮。康熙朝的规矩写得明白：京旗的前锋、护军、领催，月饷四两，一年给米四十六斛；马兵月饷三两，米也是四十六斛；步兵领催月饷三两，步兵月饷一两五钱，米二十二斛。饷银每月初三日发，米按季发，一年四次。
这份收入，旗人管它叫铁杆庄稼。意思是旱涝保收，风刮不倒。
（听着挺好。但记住"一份"这两个字，后面要出事。）
他们每天到底在忙什么
有了粮饷，日子怎么过。
先说正经的。旗人男子十六岁注册，考骑射，考满语，通过了才有资格挑缺。挑中叫披甲，从此成为正式军人，开始领钱粮。
披甲之后干什么。守城门，巡夜，击柝传筹，看守仓库，洒扫街道，驿站当差，皇帝出行时扈从。北京的九门，每门都有旗兵把守，早晚启闭有时辰。夜里城上设汛，步军按地界巡查，一直敲到天亮。
还有操练。骑射是根本，火器营练鸟枪和子母炮，健锐营练云梯、练水战，昆明湖上还养着船。
这些活，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轮着班来，大部分时间是闲的。
闲下来干什么。满族作家老舍写过一句，很实在。他说旗人的日子，好像除了吃汉人供的米、花汉人献的银子，整天整月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里。提鸟笼，遛弯，斗蛐蛐，唱京戏，泡茶馆。
整个北京内城，越来越像一座大兵营。乾隆年间旗汉分住的界限开始松动，但一直到清朝灭亡，内城的主体居民还是旗人。光绪三十四年统计，内城四十一万多人，旗人二十二万多。
劳动强度大不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大。这正是这个制度最要命的地方。
但有一批旗人，累到康熙都看不下去
别急着下结论。八旗里还有另一批人，他们的活，是拿命换的。
头一批，是东北的打牲乌拉。顺治十四年设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门给皇室采贡品。采什么。东珠、人参、貂皮、鲟鳇鱼、松子、蜂蜜。鼎盛时打牲兵丁四千多人。
这些活有多苦。采东珠要下水，捕鳇鱼要在江上漂十几天。捕鳇鱼的牲丁，吃住都在船上，有时下网十几天才得一尾。捕到了，不分昼夜立刻送进鳇鱼圈养着，冬天破冰取鱼，用黄绫裹上，插着贡字旗的马车送往北京。
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东巡到乌拉，亲自看了这些牲丁的生活。他下了道谕旨，原话是"役重差繁，劳苦至极"，当年五月就革除了一批无益的差徭。
第二批，是巡边的兵。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黑龙江将军每年五月要派人巡查边界。分三路，每路一个协领、两个佐领、两个骁骑校、八十个兵。一路走到外兴安岭。
巡边的人回来报告，写的是"其地苦寒，无水草禽兽"。一千多里水路，两百多里陆路，没有人烟。
第三批，是打仗。八旗兵额有定数，可一旦战事吃紧，全体披甲上阵，连妇女都要管后勤。清代几乎所有大战，旗兵都在里面。
所以劳动强度大不大，得分开说。坐在满城里当差巡夜的，不累。去东北采珠捕鱼的，去外兴安岭巡边的，上战场的，累到极限。
一个制度里，两种人，两套命。
两百年后，答案自己浮出来了
问题出在"一份"上。
清朝的八旗兵额，一直没怎么增加。各家算法不一，有的说二十万上下，有的推到三十五万。可旗人人口一直在涨。
于是挑兵越来越难。入关前，三丁抽一；康熙时，五丁抽一；乾隆时，八丁抽一；到了清末东北驻防，一百个旗丁里只挑得出三个。
挑不上的怎么办。当闲散余丁，一辈子没饷没差。雍正二年设了养育兵当预备役，起初五千多人，乾隆十八年增到两万六千多，月银一两五钱。名额有限，杯水车薪。有些老养育兵考上了弓箭，却没有空额可以补，一辈子没娶上媳妇。
一份粮饷，要养一大家子。乾隆就发现，西安驻防的兵志气萎靡，流于软弱，原因之一是怕出错被革了钱粮，不敢动。
到清末，财政撑不住了。咸丰年间兵丁俸禄按八成发，后来八旗人口的免费大米减半，再后来，光绪年间普通旗人领到的口粮只剩定额的两成。老舍在《正红旗下》里写："全家的生活都仗着父亲的三两月饷，和春秋两季发下来的老米维持着。"
光绪年间《京华日报》登过一个旗人的话，我念一遍你就懂了。他说，一分钱粮，乐不了三天半，又得发二十六七天的愁。
两百年时间，一个不许种地、不许做工、不许经商的制度，把一群靠弓马吃饭的人，养成了一群等着发饷的人。
制度没变，人变了。或者说，制度没变，人只能变。
这就是满城里的八旗。他们最忙的时候，是在等饷银发下来的那一天。
清朝这套"包养"制度，有人说错在"养"，有人说错在"不许干别的"。你站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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