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9日夜，川北青龙观一带火光骤起，红军突然从黑暗中压向川军阵地。负责突击的，正是红四方面军红31军第93师。枪声持续到深夜，敌军防线被撕开，反六路围攻由此拉开反攻序幕。这个师后来被称为“常胜夜袭军”，但比称号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短短数年间更换的八位主官。
1933年7月，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进行扩编，原有部队整编为第4、第9、第30、第31军，随后又组建第33军。队伍一下子壮大，战士数量增加了，然而新兵多、训练不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徐向前没有把主力平均摊开，而是集中骨干团，打造能够承担硬仗的尖刀部队。
红31军93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它以原红73师219团和苍旺独立团为基础，后来又补入川东游击军一部，逐步形成三个团的编制。兵力并非始终占优，却经常被放在最要紧的方向。哪里需要撕开口子，哪里需要堵住缺口，往往就能见到这个师的身影。
青龙观一战，陈友寿正担任该师主官。红军选择川军两个师结合部实施夜袭，利用夜色和地形快速突入，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战后有人问：“为什么偏偏选这里？”陈友寿的回答很直接：“敌人的缝隙，就是我们的路。”这句话虽简短，却说出了红军小部队作战的要害。
陈友寿是湖北麻城人，参加过黄麻起义，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战场作战。1934年7月，他接替叶道志担任93师师长，先后率部参加广昭、苍仪、嘉陵江、剑门关等战斗。1935年南下作战期间，部队在宝兴、芦山一线伤亡较大，他承受着沉重压力。关于他后来牺牲的具体经过，现有回忆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未能走出那段艰苦岁月，年仅34岁。
首任师长叶道志，同样是从基层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员。1933年出任93师师长后，他曾率部向广元、苍溪方向展开进攻，牵制川军，为其他方向的仪南、营渠、宣达等行动创造条件。1934年调任后，他仍在红军队伍中担负指挥任务。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因部队关系和个人处境等问题，他在转移途中被处决，直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结局至今令人惋惜。
南下失败后，柴鸿儒接任师长。1935年百丈关战役中，他奉命执行迂回任务，却因判断失误放弃了原定行动。战局失利后，他没有离开前线，而是在名山一带组织阻击，连续顶住敌军多日，掩护主力北撤。1936年10月，红军在会宁附近行动时，柴鸿儒于慢牛坡前沿指挥作战，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第四任师长王近山，是八位主官中唯一见证新中国成立的人。1936年11月，他从红军大学调到93师，此时部队已历经长征和南下作战，伤亡与疲惫都十分严重。西安事变后，红军获得一段相对宝贵的整训时间。王近山后来担任八路军团级干部、军区和野战军高级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8年去世。
与师长并肩工作的四位政委，也大多倒在了战场上。王德安重视组织建设，任内推动党员发展，使93师党员比例达到较高水平。1935年在理县杂谷脑阻击战中，他亲自带队掩护撤退，遭敌火力袭击牺牲，年仅23岁。杨朝礼任职时间不长，却长期承担一线部队的政治工作，1937年在甘肃梨园口阻击战中留下掩护总部转移，最终牺牲。
叶成焕的经历尤其突出。他有一定文化基础，早年便转入政治工作，后来担任772团团长。红军过草地时，他带着收容队走在全师后方，把五十多名伤病员带了出来。抗战初期，叶成焕率部参加七亘村、神头岭等战斗，1938年4月在长乐村战斗中负重伤，次日牺牲，年仅24岁。
詹道奎是93师最后一任政委，任职时间只有半年左右。抗战开始后，他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参加百团大战、黄土岭战斗等作战，1941年9月在山西前线牺牲，年仅26岁。至此，93师八位师长、师政委中，只有王近山走到了战争胜利后的岁月，其余七人都在革命战争中失去了生命。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红93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番号变了，骨干仍在，作风也延续下来。一个师的历史，落在纸面上只是几次改编、几场战斗和一串姓名；落到战场上，却是主官不断补位，部队一次次重新集结。93师之所以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不只是因为打过胜仗，更因为每逢危急关头，总有人走到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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