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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局势能否迅速平静？王晋：冲突仍有持续升级的动力

对于中东局势能否迅速恢复平静，西北大学教授王晋给出的判断并不乐观。

10月19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船舶运营与管理论坛上，王晋以《中东冲突的分析与展望》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认为，按照目前的变化趋势，中东未来一段时期仍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冲突，地区和平的基础也可能进一步承压。持续累积的矛盾、相互交织的内外利益，以及不断变化的地区阵营，使得局势难以通过一次谈判或某一场冲突的缓和迅速稳定下来。

支撑这一判断的，是他在演讲中反复展开的三个问题：和平机制正在弱化，各方缺少对未来地区秩序的基本共识，而推动冲突延续的政治与安全动因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共同影响着从海湾到红海的安全环境，并通过能源生产、海上运输和地区投资，传导至全球航运与供应链。

多场冲突相互牵动，传统阵营划分越来越难解释现实

王晋首先把当前中东局势放回较长的时间跨度中观察。

在他的分析中，外界看到的某一次袭击、某一轮报复或者某一条航线突然受阻，背后往往是长期矛盾的再次显现。冲突留下的敌意不断累积，参与其中的力量越来越多，战线也逐步延伸。即使部分国家恢复接触，或者某个问题一度出现缓和，支撑对抗的安全焦虑和利益分歧仍可能继续存在。

这也使得以沙特和伊朗为中心、把地区力量简单分成两大阵营的传统观察方式，越来越难以完整解释现实。王晋指出，伊朗与相关地区武装之间存在联系，并不意味着伊朗能够完全决定这些力量的行动；在另一侧，沙特与阿联酋的利益和政策取向也存在分化。阵营内部的变化，使外部观察者更难判断一项承诺能够约束多少参与方，也增加了冲突管控的难度。

王晋还提醒，观察航运安全时，需要关注红海西岸和非洲之角的局势。对于航运企业而言，航线经过的海域连接着多个国家和不同的政治力量。沿岸某一处局势恶化，都可能影响更大范围的运输安排。将关注点扩大到红海两岸及周边地区，有助于理解风险为什么会在不同通道之间相互传导。

斡旋力量在减少，推动和平的实际能力受到削弱

王晋对中东前景保持谨慎的第一个原因，是能够发挥有效斡旋作用的力量正在受到更多限制。

在他的分析中，过去一些地区国家能够同时与不同阵营保持沟通，在冲突升级时提供对话场所、传递信息，并帮助各方寻找妥协空间。阿曼、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约旦和摩洛哥，都曾以不同方式扮演这样的角色。但随着安全合作关系变化、部分国家自身受到冲突影响，以及各方利益进一步分化，能够持续获得不同参与者信任的斡旋方正在减少。

埃及是他重点讨论的例子。红海北端连接苏伊士运河，南端连接曼德海峡，南部通道受扰会直接影响整条航运走廊的运行。王晋认为，随着红海安全与埃及自身经济利益的联系更加突出，埃及对相关地区力量的态度也会受到影响。当一个国家自身的核心利益深度卷入冲突，它继续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调解者，便会遇到更多困难。

在王晋看来，卡塔尔和阿曼仍可能保留重要的沟通与斡旋空间，但它们同样面临自身利益、周边关系和地区压力的约束。因此，对和平前景的判断，需要观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促成并维持实际安排。公开呼吁对话只是其中一步，促成谈判、推动执行，以及在局势反复时维持沟通，都需要持续的政治能力。

这意味着，即使某一阶段出现谈判窗口，其后续效果仍取决于多个条件。参与斡旋的国家能否保持各方信任，协议能否覆盖真正影响战场和海上通道的力量，新的摩擦出现后能否及时得到处理，都会影响和平安排能走多远。

各方对“未来中东”缺少共同设想

比斡旋能力不足更深层的问题，是地区主要国家对于未来安全秩序的设想存在明显差异。

王晋在演讲中，将阿联酋、沙特和伊朗的不同取向放在一起分析。在他的判断中，阿联酋更加倾向于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中东的安全作用，并通过加强与美国、以色列的安全合作来应对其感受到的威胁。沙特希望地区国家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保留美国的安全角色，并争取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伊朗则希望推动美国退出地区安全体系，重构现有的力量格局。

这些差异使得各方对于安全保障、外部军事存在和地区权力分配，很难形成共同的出发点。一个国家认为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的安排，在另一个国家看来，可能恰恰意味着压力和威胁增加。因此，谈判即使能够缓解眼前的某一场危机，对于危机之后应当形成怎样的秩序，各方仍可能存在根本分歧。

同为海湾国家，也不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对所有问题都有相同判断。王晋指出，两国在对伊朗关系、地区影响力以及安全合作方式上的考量并不完全一致。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历史矛盾，也会持续影响阿联酋对地区安全的理解。把这些国家视为一个内部高度一致的整体，容易低估政策分化对局势的影响。

对航运业而言，这种分歧尤其关系到通道安全能否形成稳定预期。如果各方对谁来保障海上安全、如何处理沿岸国家诉求以及怎样约束相关武装力量缺乏共同认识，短期局势缓和之后，运输安排仍可能受到新的政治争议影响。

对外冲突与国内政治相连，让步的成本越来越高

王晋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各方继续对抗的动力仍然存在。一些地区冲突已经与有关国家的国内政治合法性、领导层声望和外部安全安排紧密相连，妥协因而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

他以也门问题为例指出，对沙特而言，也门局势关系到边境安全、地区影响力，也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对于伊朗，相关地区力量又与其外部安全布局联系在一起。不同国家在同一场冲突中投入了各自的重要利益，因而很难仅从某一次军事行动的得失出发决定是否退让。

伊朗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分歧，也是他关注的因素。按照王晋的分析，对外谈判中的让步可能被国内竞争者用来质疑政策路线，从而压缩决策者的妥协空间。他同时提醒，应当关注以色列政治力量的变化，特别是更为强硬的政治取向可能产生的影响，谨慎看待将局势缓和寄托于某个人物变化的预期。

在他的判断中，各方仍然抱有通过继续施压改善自身处境的期待。当不同参与者都认为自己还有能力取得更有利的结果，而退让又可能带来国内政治压力时，冲突便具有持续下去的动力。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安全代价，未必能够立即转化为各方接受妥协的意愿。

和平斡旋能力减弱、未来秩序共识不足，再加上各方让步空间受到国内政治制约，构成了王晋对中东迅速恢复平静持谨慎态度的主要依据。

能源收入与地区投资承压，影响将沿供应链继续扩散

在解释政治与安全逻辑之后，王晋把讨论延伸至地区经济。他认为，冲突对中东的影响会沿着能源生产、能源运输和财政投资逐步传导。

能源设施受到安全威胁，可能压低生产能力和生产预期；海上通道受扰，又会影响能源出口和交付。对于依赖能源收入的经济体，两者同时承压，将直接影响其可用于发展和投资的资源。油价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能否稳定生产、顺利出口并持续取得收入，同样重要。

王晋特别谈到海湾国家的经济转型。他指出，这些国家的许多发展规划，依赖能源收入为新能源、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领域提供资金。冲突持续期间，一方面安全支出增加，另一方面能源生产和运输遇到困难，原有的资金安排便可能承受更大压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重大项目和新技术投资的推进速度，可能低于外界此前的预期。

影响还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其他地区国家。在他的分析中，部分海湾国家通过投资和财政支持，与埃及、约旦等国形成经济联系。如果提供支持的一方自身财力受到挤压，接收方也可能承受额外压力。地区经济困难又可能加深原有矛盾，使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

沿着这一逻辑看，航运市场需要同时观察运输路径和货源变化。绕航可能拉长航程，但项目投资放缓也可能影响设备、原材料和工程物资的运输需求。不同船型、不同航线受到的影响可能分化，单看航程增加，难以完整判断未来的市场变化。

航运面临的考验，延伸到通行条件和运营规则

王晋将国际航运面临的冲击概括为“战火冲击航运”“强制干扰航运”和“规则重塑航运”。这三个层面，分别涉及船舶与船员的直接安全、海上运输受到的强制限制，以及通行安排和保险机制承受的压力。

对船东而言，军事威胁会直接影响是否派船、是否接受某一航次。限制通行、对特定船舶采取干预等行为，则会增加航次执行的不确定性。进一步看，当有关参与方试图把海上通道纳入自身的政治与安全安排时，通行条件和持续运营的可预期性也可能受到影响。

王晋特别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安全与地区影响力中的作用。在他的判断中，围绕海峡实际控制力和通行安排的博弈，可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继续存在。这意味着，军事冲突烈度的下降，未必会同步消除围绕通道运行的争议。航运企业仍需观察实际通航环境，以及支持正常运营的各项条件能否持续改善。

国际海事组织此前也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在8月28日发布的声明中，IMO指出，中东冲突持续半年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未解决，并重申国际航行海峡的过境通行权不应受到威胁、阻碍或暂停，呼吁协调推动海峡恢复畅通航行。海上通道受到事实上的干扰，不能等同于这些干扰已经成为获得国际承认的通行规则。

中国船东协会秘书长张爱国在此前的开幕致辞中，从行业运行角度介绍了通道受阻带来的压力，以及协会在动态监测、安全协调、风险提示和反映企业诉求方面的工作。他还提到，运输企业通过增加海上中转等方式调整运输组织，相关环节也会占用更多运力。

王晋在演讲中呼应了张爱国关于运输方式变化的观察。对于全球供应链，航次增加、周转放慢和衔接环节增多，都会影响交付安排。对于航运企业，风险评估也需要覆盖整个运输过程，包括船舶安全、港口衔接、保险保障和人员安排。

航运仍有机会，但需要看清机会产生的条件

尽管对中东局势迅速平静的前景持谨慎态度，王晋在演讲最后仍提出，航运产业在变化中存在新的发展机会。他将这些机会归纳为运距延长、市场多元化和人才需求多元化。

首先是绕航带来的运距增加。运输周期拉长，会改变船舶周转和运力需求。在运输货量能够维持的情况下，同样的货物完成交付需要更多船舶时间，这可能支撑部分市场的运力需求。不过，结合他前面对能源生产和地区经济的分析，这一作用也有其条件：货源能否持续、运输能否完成，以及增加的成本能否得到覆盖，都会影响企业最终获得的收益。

其次是运输组织方式的变化。原有直达路径受到限制后，中转、区域接驳和其他运输安排可能获得更多需求。王晋认为，这些变化可能催生新的业务形态，也为航运及其延伸服务提供空间。企业对地区市场的理解、对运输资源的组织能力，以及与当地合作方的衔接能力，将影响其能否抓住这些机会。

人才需求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地缘局势与地区政策对船舶运营的影响加深，意味着企业需要更多能够理解当地环境、处理规则变化并完成跨地区协调的专业人员。传统船舶运营能力与区域研究、法律保险等专业知识之间的结合，将变得更加紧密。

王晋的演讲由此提出了一个需要航运业持续观察的问题：推动地区走向稳定的条件，究竟有没有出现实质改善？斡旋能力能否恢复，各方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安全共识，以及国内政治对妥协的约束能否减轻，都会影响海上通道的前景。在这些条件仍不稳固时，船舶调配、合同安排、保险保障和人员能力建设，都需要为局势反复留出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