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湖北襄阳城外，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盯着地图上的城防标记，等候总攻命令。襄阳是鄂西北重镇，城墙坚固，守军又控制着樊城、襄阳两地，历来被视为难啃的硬骨头。
按照旧有作战经验，攻襄阳往往要先夺取南山，再从高处压迫城内守军。王近山没有照搬旧法，而是把目光放在守军防线之间的空隙上。他判断，若能从东西两面同时施压，再集中兵力突入城心，便可能打乱守军部署。
这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果断。
王近山在中原野战军中以敢打硬仗著称。第六纵队被刘伯承视为一支能攻坚、善突击的部队，杜义德任政治委员，部队长期在恶战中锤炼出来，行动迅猛，执行命令坚决。襄樊战役打响后，六纵没有把全部力量压在南山，而是采取钳形攻势，向襄阳、樊城守军同时推进。
战斗持续了14天。城外炮火不断，突击部队反复争夺街巷和城垣，守军依托工事顽强抵抗。王近山要求部队抓住守军指挥混乱的瞬间，迅速撕开突破口，不给对方重新组织防御的机会。
有部下担心伤亡过大，王近山说：“攻城不能只看一处，关键是让守军顾此失彼。”这句话并非逞强，而是对战场判断的概括。战役结果证明，东西夹击确实使守军难以集中兵力，襄阳、樊城相继被攻克，守军两万余人被歼灭或俘虏。
被俘人员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襄阳守备司令、兼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康泽并非普通地方军官。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长期从事军事政治和特务系统工作，是蒋介石集团中颇受倚重的人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与组织复兴社，并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过程中扮演过角色，还曾主持“别动队”等组织。
这段经历，使康泽在国民党内部拥有特殊地位。他熟悉宣传、组织、控制等事务，却不等于擅长指挥大规模城市防御。解放战争后期，他从特务系统转任地方军事长官，守卫襄阳，实际上承担了与个人专长并不完全相称的任务。
康泽也清楚这一点。为了加强军事指挥，他请川军将领郭勋祺担任副手。郭勋祺出身川军，长期带兵作战，抗战时期有过较丰富的战场经验，在国民党军中被视为能打硬仗的将领。
郭勋祺曾参加过对红军的作战。1935年土城一带的战斗中，红军部队遭遇过较大压力，郭勋祺的指挥能力因此受到国民党军界关注。这个细节说明，他并不是只靠资历升迁的军官，而是有一定实战本领。
有意思的是，襄阳城防中，郭勋祺提出过一些防御建议，却没有得到康泽充分采纳。两人之间既有职务上的主从关系，也有军事判断上的分歧。康泽掌握最高指挥权，郭勋祺虽有作战经验，却难以改变整体部署。
城防体系一旦失去统一判断，再坚固的城墙也很难弥补。随着解放军从多个方向突破，守军指挥系统逐步瓦解，康泽与郭勋祺一同被俘。王近山率部拿下襄阳，不只是攻克一座城，更打掉了鄂西北国民党军的重要支撑点。
两名被俘将领的经历，也形成了鲜明对照。康泽长期身处特务系统，历史上参与过不少对革命力量的镇压行动，被俘后接受关押和改造，至1963年获释。此后的生活，已经与昔日掌握军政权力时截然不同。
郭勋祺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虽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作战，但没有以特务身份活动，也未因大规模屠杀平民而留下相同性质的记录。被俘后，他受到区别对待，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参与西南地区的相关工作。
后来，郭勋祺曾投身西南地区的建设事务，在交通、水利等方面任职。1959年，他因病去世。襄樊战役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攻城战的胜负，也让两名国民党将领在同一场战事中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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