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从城里拉回了一皮卡食用油，停在砖厂院子中央。马达声一熄，工棚里的工人全探出头来，看见车斗上那一桶桶黄澄澄的油，眼睛像点亮了灯。有人已经放下手里的锤子，围了上来。我跳下车，拍了拍车斗上的油桶，大声说：“都过来，今天过节，发油！” 话音刚落，整个院子就热闹起来。

我叫李建国，今年四十三，来非洲这个叫姆万扎的小城整整五年了。姆万扎在非洲东部，靠着维多利亚湖，地方不大，但很有生气。一年到头都是夏天，只有旱季雨季之分。街上跑着破破烂烂的小巴，路边到处是卖香蕉和烤玉米的摊子。我的砖厂在城边，离湖不远，院墙是一圈锈迹斑斑的铁皮围起来的，里面搭了两个水泥棚，一台老旧的制砖机，再有就是空地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水泥砖。工人们每天天亮就来，天黑才走，中午就在院子里席地而坐，吃几口玛丽做的木薯糊糊。

手底下这三十七个当地工人，大多是周围村子里的。穆萨五十多岁，跟了我四年，家里五个孩子，老婆常年有病；巴布鲁二十出头，从小没了爹，跟着阿妈长大；玛丽是个寡妇，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他们每一个都过得不容易，可我这厂子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近砖头卖不动，积了一大院子。前些天又赶上大雨，把露天码着的水泥泡坏了一半，那都是钱啊。算一算账，工人工资已经拖了十来天，再这么下去，别说挣钱，连本都得赔光。老婆在国内打电话来，说老大今年考上大学，要交学费，老二也上初中了，家里到处用钱。她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回去，我嘴上说再等等，心里其实已经打起了退堂鼓。我想，要不就把厂子关了，设备当废铁卖掉，能拿回多少算多少，回去老老实实找个地方打工。可这三十七个工人怎么办？他们跟着我干了几年，一旦厂子没了，他们又要回到那些穷村子里去。我张不开这个嘴。

所以那天早上，我从一个老乡那里弄来了三十七桶食用油。那老乡欠我一笔货款，拿油来抵债。我一看油是好油，本地超市卖得不便宜，就想着干脆借中秋节的名头，给工人们发下去，当作最后的念想。我没告诉他们我准备走的事，怕他们受不了。

下午发油的时候，我特意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站在皮卡旁边，一桶一桶地递。工人们排着队，一个个脸上笑得像开了花。第一个接油的是穆萨，他接过油，没有立刻走，而是把油桶举到眼前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用袖子擦了擦桶身上的灰，抱在怀里，冲我咧开嘴笑，露出两排白牙。他说：“老板，这油够我们家吃一个多月了。我老婆肯定高兴。” 我心里酸溜溜的，嘴上说：“那就好，拿回去给孩子们多做点好吃的。” 穆萨点点头，又冲我鞠了一躬，才转身走了。

接下来是玛丽，她接过油时，眼眶有点红，说她这辈子还没拎过这么大一桶油。我让她别客气，她低头擦了一下眼睛，走了。工人们一个接一个，有的把油顶在头上，有的抱着跑，像得了宝贝。有个叫约翰的年轻人，还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冲我抱拳，逗得大家一阵笑。

可发到最后，出事了。我数了数，明明买了三十七桶，怎么发出去只有三十六桶？我眉头一皱，又在车斗里翻了翻，确实没有了。我抬起头，扫了一圈，问到：“谁多拿了一桶？”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摇头。我心里有点生气，这些人平时挺好的，怎么一桶油就动了歪心思？我刚要发火，人群里走出一个小伙子，低着头，手里还攥着一桶油。他叫巴布鲁，二十出头，平时最爱笑，可这会儿眼眶通红，声音都在发抖：“老板……是我多拿的。我阿妈病了，她想喝一口油汤，我买不起，就……” 他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

我看着他，火气一下子冲到头顶，可听到“阿妈病了”四个字，又像被人浇了一盆凉水。我想起自己远在国内的老母亲，去年摔了一跤，我连床前都没端过一碗水。我张了张嘴，什么狠话也说不出来。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走过去，拍了拍巴布鲁的肩膀，说：“这桶油你拿着，不用还。回头我去看看你阿妈。” 巴布鲁愣了一下，眼眶里的泪一下子滚出来，他抱着油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老板”。我赶紧把他拉起来，说：“别这样，男儿膝下有黄金。” 周围几个女工已经在抹眼泪了。我摆摆手，说：“都散了吧，明天还要干活。” 大家这才三三两两走了。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门口，看着天上慢慢升起来的月亮。非洲的月亮又大又圆，挂在一片树梢上，像被人仔细擦过的银盘。我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心里翻江倒海。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在中秋夜做的芝麻月饼，咬一口，甜得粘牙。那时候父亲还在，一家人围坐在葡萄架下，边吃月饼边聊天。如今父亲走了，母亲老了，老婆带着两个孩子，一年到头见不上我几面。我出来五年，没挣到什么钱，反倒把一家人拖累得够呛。我掏出手机，翻到老婆的号码，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敢拨过去。我怕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怕听到孩子叫爸爸。最后我只发了一条短信：“中秋快乐，给妈和孩子加个菜。”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回：“你买个月饼吃，别舍不得。” 我盯着那几个字，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我赶紧把手机收起来，进屋拿了一瓶白酒，倒了一杯，就着凉水闷了下去。

酒还没喝完，外面忽然响起一阵嘈杂声。有脚步声，有说话声，还有铁锅碰着石头的声音。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工地上出了什么事，连忙抓起手电筒跑出去。打开院门，我整个人愣住了。

院门外，黑压压站着三十多个人，正是白天的工人们。他们一个不少，全来了，有的还背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穆萨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一口黑漆漆的大铁锅。巴布鲁抱着一捆干柴。玛丽和几个女工提着水桶，里面装着面粉、鸡蛋、香蕉、木薯，还有几棵青菜。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他们身后的空地上，用三十七个空油桶摆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每个油桶里都插着一根木棍，木棍顶上裹着浸了油的布，正燃着橘黄色的火苗。晚风吹过来，火苗摇晃着，把每个人的脸照得亮堂堂的。

我愣在原地，张着嘴说不出话。穆萨走到我面前，用他那半生不熟的英语说：“老板，今天是你们的月亮节。你说过，这个节日要吃圆圆的饼，要和家人在一起。你在这里没有家人，我们，就是你的家人。” 他指了指那些油桶灯，“三十七桶油，我们留下了桶，洗干净，做成灯。一盏灯代表一个人，我们全在这儿，陪你过节。” 他说完，冲我憨憨地笑，眼角皱起几道深深的纹路。我的鼻子猛地一酸，眼泪差点没忍住。

这时巴布鲁扶着一位瘦弱的老太太慢慢走过来。老太太头发花白，走路颤颤巍巍的，可一到我面前，就用两只干枯的手攥住我的手，嘴里说了一串当地话，声音抖得厉害。巴布鲁红着眼翻译：“老板，我阿妈说，你是好人，她一定天天向上帝祈祷，保佑你平安。” 我握着那双粗糙的手，连连点头，说：“我也祝阿妈早日康复。” 老太太笑了，眼角挤满了泪。我赶紧把头转到一边，不敢再看。

不等我缓过神来，大家已经开始忙活起来。穆萨把铁锅架在砖头上，玛丽往锅里倒了一勺油，火一起，油滋滋响。巴布鲁把面粉倒进盆里，加了盐，磕了两个鸡蛋，兑水和成面团。其他人有的剥香蕉，有的切木薯，有的在洗青菜。玛丽把我按在一旁的砖堆上坐下，说：“老板，你坐着，等我们给你做月亮饼。” 我看着他们在火光里忙碌的身影，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回家过年的孩子，什么也不用干，只等着开饭。

巴布鲁和面的动作笨手笨脚，弄得脸上都是面粉。玛丽笑骂他，他嘿嘿一笑，说：“我要给老板做个月亮，月亮不能糊。” 旁边几个女人都笑起来。穆萨蹲在火边，往锅底下添柴，火太旺，油溅出来差点烫到他的胳膊，他也不躲，反而高兴地说：“这油好，炸出来的饼肯定香。” 我坐在砖堆上，看着他们忙，心里一阵一阵发烫。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玛丽端着一个大木盘走过来，盘子里整整齐齐码着十几块炸得金黄的圆饼，有厚有薄，有的边缘还带着焦糊。玛丽说：“我们不知道月饼怎么包馅儿，就学着把面压成圆的，放油里炸。你尝尝，是不是你们中国的味道？” 我拿起一块，咬了一口。饼皮脆脆的，里面是软的，因为放了鸡蛋，有点甜。说实话，和国内的月饼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我就是觉得好吃。我嚼着嚼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低着头吃饼时，穆萨又站了出来。他清了清嗓子，用当地话喊了一句什么，所有人一下子安静下来。然后，他从人群里走出来，双手捧着一个特别大的“月亮饼”——那个饼足有脸盆那么大，炸得金灿灿的，面上用黑糊糊的糖浆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我凑近一看，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那几个字是：“老板，团圆。”

我认得这是穆萨写的。以前教过他写自己的中文名字，他学得最认真。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偷偷练会了“团圆”这两个字。他见我愣着，有点不好意思，低声说：“写得不漂亮，老板不要笑。你看，月是圆的，饼是圆的，我们也要团团圆圆。” 说完，他把大饼举到我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接过那个饼，手抖得厉害。我抬起头，看见三十多个工人围成一圈，站在那些油桶灯中间，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巴布鲁冲我喊：“老板，吃饼！吃了饼，就是一家人！” 我再也忍不住了，端着饼，蹲在地上，放声哭了出来。那哭声里有多少委屈、多少感动，我自己也说不清。一个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平时在工地上吼一嗓子都能吓哭小工，可那一刻，我哭得像个孩子。我一边哭一边说：“好吃，真好吃。” 工人们都笑了。他们围过来，有的拍我的背，有的递水，有的用当地话说“别哭，别哭”。我抹了一把眼泪，站起来，大声说：“好，吃饼！咱们都是家人！”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了所有的饼，又煮了一大锅木薯香蕉汤。工人们还唱起了他们部落的歌，旋律很慢，很干净，像风吹过湖面。没有乐器，只有手掌拍打地面的节奏。唱到一半，有人站起来，围着油桶灯跳起舞。孩子的笑声在夜里传得很远。后来玛丽给我翻译，说歌词大意是：“远行的亲人啊，请在这里停一停，这里的火为你烧，这里的饭为你等。” 我听到这句，鼻子又酸了。

我拉着穆萨喝了一杯酒，借着酒劲，把心里话说了出来：“穆萨，我实话告诉你，我原本打算把厂子关了，回国。这油，算是我给你们的告别礼。” 穆萨一听，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他放下酒杯，紧紧攥住我的手，声音有点发颤：“老板，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愿意少拿工钱，只要你继续开厂。” 旁边的工人听到，也都围过来。巴布鲁急得直摆手：“老板不走！我们不让你走！我们一起干活，一定能把砖卖出去！” 其他人跟着喊：“老板，留下吧！”“我们不怕苦！” 我看着那一张张急切的脸，心里像被滚烫的水浇过。我沉默了很久，才说：“好，我不走了。咱们一起，再拼一把。”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闹到后半夜。月亮西斜，油桶里的火渐渐熄灭，工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我送他们到路口，穆萨回头对我说：“老板，明天见。” 我点点头，说：“明天见。” 回到宿舍，我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些油桶灯、金黄的月亮饼、穆萨写的那两个字。我忽然明白，我在这里并不是孤身一人。那三十七桶油，我原以为是我给他们的恩惠，可他们用那些空油桶点起的灯，却照亮了我心里的路。

从那天起，我再没提过回国的事。我重新算了账，把砖的价钱降了一点点，又跑了几趟附近的工地，签下了两个小单子。穆萨带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说要把上个月损失的产量补回来。其他工人也跟变了个人似的，中午只歇半个小时，下午天黑了还不肯走。我劝他们别太拼，他们就笑着说：“我们要帮老板挣钱，挣了钱，你就能回家和老婆孩子团圆。” 这句话，听得我心里又暖又酸。

不到三个月，积压的砖卖出去了一大半。我把拖欠的工资补上，还给大家多发了一点奖金。穆萨拿着钱，眼睛红红的，说：“老板，我就知道你能行。” 巴布鲁的妈也好了，那天她特意来厂里，提着一篮子自家种的芒果，非要塞给我，说谢谢我救了她的命。我收下芒果，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我打电话给老婆，把中秋夜的事讲给她听。她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你好好干，等攒够了钱就回来。” 我说：“嗯，等厂子真正站稳了，我就回去陪你们。” 挂电话时，我听到她轻轻吸了一下鼻子。我知道，这个中秋，我们虽然隔着万里，但心里都装着对方。

如今，又是中秋快到了。我提前订了五十桶油，因为厂里又招了十几个工人。穆萨问我：“老板，今年还发油吗？” 我说：“发，一人一桶。” 他乐得直拍手。我又补了一句：“但是谁都不准再偷偷多拿。” 巴布鲁在旁边嘿嘿笑，说：“老板，我今年不偷了。我要用我的那桶油，给你炸一个更大的月亮饼，上面写‘团圆’，我还要学会写‘幸福’。” 我看着他黝黑又真诚的脸，心里想：也许我这一辈子就留在这里了。不是不想家，而是在这里，我也有了家。那个中秋夜，他们用一桶油把我整哭了。但哭完之后，我懂了——真正的团圆，不一定非要坐在家里的桌子旁，而是有人愿意为你点一盏灯，陪你吃一个饼，哪怕那个饼咬起来硬邦邦的，可看到上面歪歪扭扭的“团圆”两个字，我就知道，这个中秋，我没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