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金溪市场支摊第六年,我没像入秋这半个月这么发怵过。评级公司四十周年出了个限定标签的说法在市场里传开,凡是被挂上周年标签的旧票,柜台里的牌子一换,价格隔几天抬一截。
做盒子货的柜台把三版币翻了个底朝天,能往细分上靠的都靠了,"中国红"三个字叫得最响,听说的人多,上手见过的人少。梁姐半个月前在我摊上留下两千定金,要一枚真的,给她父亲十一月做寿,老人念叨纸票子念叨了一辈子。
定金讲好寿宴前给准话,摊位下一季四千二的租金也压在同一个礼拜。头几天我从早市转到午市,两手空空。
第五天早市,阿涛把我从摊子后头拽到过道拐角,从怀里摸出一个透明小盒。盒里一张凸大桥,标签崭新,烫金字打着"中国红",角上还有周年限定的小旗。
"刚到手的,"他压着嗓子,"两万二给你,你转手挂三万五,梁姐那单当天齐活。"我借柜台的放大镜看。国徽旁边那抹红是有的,可红得发飘,像后来拿薄漆浮上去的。
票底那层黑也不对,石版印出来该有的细纹路里找不着,油墨全糊在纸面上。我把盒子递回去。他脸沉下来:"全市场我就给你留了这一张。"
我说这张我吃不下。他冷笑一声走了,甩下一句说我断人财路。过道里有人装没听见,也有人探头。
那天上午我一单没开。
转天我又把市场扫了一遍。囤货的把话挑得很明白:等周年标签下一批发下来,再翻一倍出。下午梁姐来电话,声音放得很低:"我爸不认什么盒子,他就想要一张带那抹红的,夹进他那本老册子里。"
她顿了顿,"可柜台上那种价,我真出不起。"我说姐你放心,定金在我抽屉里压着,货没准话,分文不动。
周三市场歇市,我按老主顾留的条子去了城西周叔家。周叔是我摊上的老主顾,常来翻票,不大买。老人要搬去跟儿子住小两居,老伴前年走的,留下一柜子旧票旧册,他打算清了。
屋里纸箱摞到齐腰高,最上头一捆旧票拿旧报纸捆着,捆票的橡皮筋一碰就断。他摆摆手:"这捆就是些大路货,你给个处理价,省得论单张算,别当废纸扔就成。"
我蹲在纸箱边翻了翻,没有盒,没有标签,都是市面上常年见得到的品种,品相平平,就按行情给了四百。他嫌多,把钱对折起来,塞进一个掉漆的铁盒。
走的时候他送到楼道口,说这些纸跟了他三十年,谁买去都行,只当替他省了搬家的力气。
当晚收摊,我把整捆票摊在台灯底下过一遍,想挑几张品相好的搭着卖。翻到捆中间,一张凸大桥叫我把手里别的全放下了。
票底的黑沉在纸里,石版那种细密的纹路一道压着一道。国徽旁边那一抹红,红得稳,油墨吃得深,边上还带着版纹压出来的细齿。
我干了这么多年,这样的红只在上手过的两张真东西上见过。我把抽屉里的旧资料翻出来对,把灯挪近了换角度看,看了半宿。
像,太像石版黑纸那一类细分了。我不敢下死结论,拍了十几张细节图发进同行小群。问了一圈,没人敢拍板,只有人回我一句:这东西要是真,趁早别声张。
消息发出去没十分钟,老潘的电话先到了。他做盒子货,专收挂标签的票,手里压着好几个细分的量。他在电话里不问真假,先问:"东西在你手上,没出过你摊吧?"
我说还没动。他说:"明早我带现金上门,你开价。"挂之前他补了一句,说周年这阵子,细分的货进了盒子,价钱自己会走。
第二天上午老潘真来了,皮包摊在我的玻璃板上,拉链一开,里头全是捆得整整齐齐的现钞。他戴着白手套把票看了几分钟,报了个五万,说这个数够我把摊位续到后年,还能歇俩月。
我说这票没送评,你没验过。他笑:"我要的就是没进过盒的。送进去挂上周年细分,出来翻番。小沈,挣钱的机会在我这儿。"下午梁姐也来了,隔着放大镜把票看了很久,眼睛在国徽旁边停着不走。
她问价,我说两万八。她半天没吭声,后来说她手头有两万,多的得去凑,凑不凑得齐不好讲。她走的时候脚步很慢,说给她一天。
说实话,那个下午我在摊上坐到快四点。抽屉里躺着梁姐的两千定金和一张催租金的条子,老潘那只皮包在我脑子里晃来晃去。
四百块收来的捆里压着一张五万的货,这笔账谁都算得清。我把票拿报纸包好揣进怀里,跟老潘说下午给话。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去趟城西。
他盯了我两秒,说行,下午等电话。到了周叔家,老人正弯腰捆纸箱,看见我进来直起身:"票不对?"我把报纸摊在他家饭桌上,放大镜、照片、小群里没人敢断的事,从头到尾讲给他听。
周叔凑得极近,看了足有十分钟,捏着票边的手一直在抖。他抬头问我:"这会不会是你婶子当年夹进去的?"我说我真不知道,收货的时候它就压在捆中间。
他问这票能值多少,我把老潘的五万也讲了。屋里就剩挂钟走针的声音。过了很久,他把老花镜摘下来,在袖口上擦了擦,问我梁姐是做什么的。
我说在小学教书,替她父亲找的,老爷子八十了。他又问两万八是谁定的,我说她出的,我没抬也没压。他说他这辈子没碰过评级盒,也不懂那个,就晓得老伴生前把这些票拿报纸包好,压在箱子最底下,隔几年还要拿出来晒一晒。
"你要是憋着不说,钱是你挣,可往后我夜里想起来,这捆纸就不是她留给我的了。"他让我按公道价卖,挣我该挣的那份,卖完把账当着他的面算清。
末了他又添一句,专门把票锁起来等涨价的盒子客,他不想跟他们打交代。
回去的路上,我把报纸包抱在怀里,抱得很紧。
第二天我把票带到梁姐约的茶楼。老潘不知从哪儿听的风声,先到了,把价抬到六万,现金,连送评的手续费他都包。梁姐捏着她那个旧布包问我:"没进盒子,往后会不会叫人说成假的?"
我说标签的路子我认得,可我不做,票什么样就什么样,真假你自己看。她把父亲教的法子使出来,拿镊子夹着票迎着窗光慢慢转,先看纸底,再看红,看了小半个钟头。
末了她把票轻轻放平在桌面上,说她要了,两万八,定期刚取的,一分不短,那两千定金也在里头算清。老潘把皮包一夹起身,走到门口撂下一句:"小沈,你这套早晚饿死你自己。"
梁姐从布包里取出一本边角磨圆的旧册子,翻到夹着白纸的那一页,把票放进去压平。她说小时候这本册子她爸拿报纸包着藏在米缸底下,寿宴就在礼拜六,老人要亲手把票夹进去。
当天下午我回了趟城西。一万八用报纸包着搁在周叔饭桌上,账我写在纸上念给他听:票两万八出的,我留一万,跑腿垫本担风险的都在里头,剩下一万八归他。
他推了两回,说四百块收来的东西,哪来这些讲头。我说讲好的公道价,账当面算,这一份是他老伴攒下的,理当归他。他末了收了,把那一包也裹上报纸,压在纸箱最上层,说这一份替他老伴收着。
我在楼道口回头,他正把那张写着账的纸对折起来,夹进老伴留下的一个本子里。
过了几天我把下一季四千二的摊位费交了,管账的大姐撕下收据,顺口问一句,听说你手里过过"中国红"?我说过了手,出了。她啧了一声,说那边柜台又挂新价了。
开市头一天,阿涛从我摊前经过,脚步顿了顿,没进来。上午没什么生意,我把新收的一小捆普通票摊在玻璃板上,挨张看纸底。
有人蹲下来问,老板,中国红有吗。我说眼下没有,收着真的一定给你留。他说那你可上点心。我把放大镜从抽屉里摸出来,搁在玻璃板角上,接着翻我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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