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7日，云南昆明，杨得志奉命抵达昆明军区，接替王必成担任司令员。此时，边境战事已经进入倒计时，部队调动、道路保障和作战部署大体完成，临近出兵突然更换主官，难免引起外界疑问。

更容易让人困惑的是，王必成并非缺少前线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在苏南作战，因作风勇猛，被群众称为“王老虎”。解放战争中，他担任华中野战军第六师师长，先后参加涟水、孟良崮等战役，既打过硬仗，也经历过失利后的调整。

1946年涟水战役，王必成率部与整编第七十四师交锋。第一次作战取得进展，第二次却付出较大伤亡，一度受到严厉批评。王必成没有推诿，反而向粟裕表示，今后再与这支部队交手，仍愿承担主攻任务。

机会很快到来。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第六纵队长途奔袭垛庄，切断整编第七十四师退路，并率先攻上孟良崮主峰。这样的经历，足以说明王必成既有统兵能力，也经得住战场成败的检验。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加抗美援朝，曾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并在王建安因病回国后，代理兵团指挥工作。到1979年前夕，王必成已在昆明军区工作多年，对云南边境的山地、道路和部队情况相当熟悉。按常理说，他完全是西线指挥员的有力人选。

但战役指挥不能只看个人战功，还要考虑统筹方式。中央军委起初曾设想由一名总指挥统一指挥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后来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东西两线分别指挥的办法。这样安排，既能减少指挥层级，也便于两个军区根据地形和敌情独立行动。

许世友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负责东线作战。他熟悉广西方向，对越南北部的军事部署也有长期观察。许世友提出，西线应另设兵团指挥机构，并建议由杨得志接替王必成。这个建议交由中央军委讨论后，最终获得同意。

关于许世友与王必成之间的关系，后来出现过不少传闻。两人都是湖北麻城一带人，都参加过黄麻起义，许世友资历较早，王必成则从基层队员成长为高级将领。特殊年代里，两人之间曾有误会，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1979年的调动是私人恩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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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1981年王必成赴南京休养前，仍专门拜访了许世友。谈起早年一起革命的经历，王必成感慨道：“当年的赤卫队员，如今只剩下我们两个了。”这番话未必能抹去旧事，却说明两位老战友之间并非只有隔阂。

中央考虑的重点，还是谁更适合当时的作战任务。杨得志在抗美援越期间曾到越南北方担任军事顾问，对当地道路、地形和越军作战特点有较直接的了解。他还长期担任大军区主官，善于处理大规模部队的协同问题。秦基伟等人也曾被考虑，邓华同样是重要人选，只是身体状况难以支撑前线高强度工作。

杨得志接到命令时已经年过七旬，并患有高血压、胃病。妻子得知他要赴云南，担心地劝道：“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能不能别去了？”杨得志回答：“还能动，就要把任务完成。”这句话并非豪言，而是当时许多老将面对军令时的真实态度。

到达昆明后，杨得志没有停留在机关听汇报，而是迅速深入前沿，查看道路、阵地和后勤节点。十多天里，他在山地间奔走，常吃压缩饼干，饮用山泉水，胃病和血压问题接连发作。一次药片掉入山洞，身边干部劝他休息，他只说：“没有药，也要把情况看完。”

1979年2月17日，反击作战开始，云南方向部队向红河两岸推进。杨得志在指挥部持续工作，直到2月25日因严重失血昏倒，才被迫接受救治。3月5日，中央宣布边防部队开始撤回，杨得志仍在病床上部署分批后撤，要求部队保持警戒，防止对方趁撤退之际反扑。

王必成虽未能直接指挥这场战役，却没有因此消沉。调任武汉军区后，他很快走访机关、空军单位和驻地部队，了解新的防务情况。其子女也参加了边境作战，儿子、儿媳后来分别立功。对这位老将而言，岗位可以变化，承担的责任并没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