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二年（558年）秋，晋陵郡治的码头边停下一叶小舟。
船上只有一个人，几只旧箱笼，连一个随从都没带。
郡吏们伸长脖子等了半天，也没等到太守的家眷。
来人上岸后只说了句“去官署”，便径直走向那座自宋、齐以来便是大郡的治所。
此人正是新任晋陵太守——孔奂。
他的父亲孔稚孙曾任无锡令，在孔奂几岁时便去世了。
叔父孔虔孙将他收养。
孔奂自幼好学，经史百家无不通涉，沛国刘显号称“学府”，每次与孔奂讨论学问，都深为叹服，曾执其手说：“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
随后将自己的藏书尽数赠予孔奂。
州举秀才，射策高第，从此踏入仕途。
这些经历在《陈书·孔奂传》中均有明确记载，而那叶扁舟，不过是他漫长仕途中一个日常的片段。
侯景之乱中，建康城陷。
朝士皆被拘禁，孔奂亦在其中。
有人将他推荐给贼帅侯子鉴，侯子鉴命人卸去他的枷锁，厚待他，令他掌管文书。
侯子鉴是侯景的心腹，权倾一时，朝中士人见到他无不卑躬屈膝，唯独孔奂傲然自若，不肯低头。
有人劝他说：“当今乱世，人思苟免，这些人不懂道理，怎能以节义来对抗？”
孔奂回答了一句话，被《陈书》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吾性命有在，虽未能死，岂可取媚凶丑，以求全乎。”
意思是，我的性命尚在，即便不能为大义而死，也绝不会靠谄媚凶丑来保全自己。
这不是一句空话。
当时贼兵大肆掠夺百姓子女，拘押士人庶民，孔奂利用掌管文书的便利，每每从中保全，得救的人甚多。
不久他遭遇母丧，哀毁过礼。
天下丧乱之际，几乎没有人能守满三年之丧，唯独孔奂与吴国张种在寇乱中守持法度，以孝闻名。
乱平之后，司徒王僧辩首先下辟书征召孔奂为左西曹掾，又任丹阳尹丞。
梁元帝在荆州即位，征召孔奂与沈炯西上，王僧辩连上表章请求留任，梁元帝手敕回复说：“孔、沈二士，今且借公。”
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
侯景之乱平定后，百废待兴，宪章故事荡然无存。
孔奂博物强识，对前朝典章制度问无不知，仪注体式、笺表书翰，皆出自其手。
陈霸先辅政时，孔奂任司徒右长史、给事黄门侍郎。
北齐派东方老、萧轨率军来犯，兵至后湖，都城骚动，四方道路阻断，粮运不继，三军供给全靠京师。
陈霸先定下决战日期，命令孔奂多备麦饭，以荷叶裹之，一夜之间得数万裹。
军士天亮吃过饭，丢掉剩余的荷叶饭包裹，一鼓作气大破齐军。
这是孔奂在乱世中的另一种贡献——不是提笔写文章，而是连夜裹出数万份军粮。
晋陵自宋、齐以来便是大郡，虽经寇扰，仍算殷实之地。
但前任太守“多行侵暴”，百姓苦不堪言。
孔奂到任后，清白自守，妻子儿女一概不带，只以一叶单船临郡。
所得俸禄，随即分给孤寡之人。
郡中百姓大悦，称他为“神君”。
曲阿有个富人叫殷绮，见孔奂居处素俭，便送来衣服一套、毡被一具。
孔奂拒绝了。
他的回答被《陈书》收录，也成为后世清官故事中反复引用的名句：“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
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饱耳。
劳卿厚意，幸勿为烦。”
意思是，太守俸禄优厚，怎会置办不起这些东西？
但百姓尚未周全，我不能独享温饱。
你的好意心领了，不必再费心。
这段话之所以有力，不在于修辞，而在于逻辑——一个太守说“我不是买不起，是不忍心”，比任何道德标榜都更直接。
孔奂在晋陵的治理并非仅靠个人节俭。
他减免苛捐、安抚流民、兴复耕种，这些在地方史志中有零星记载。
但更关键的是，他的俸禄“随即分赡孤寡”这一做法，实际形成了一种地方财政的补充机制。
陈朝初年国库空虚，地方太守若能自守，已经难得；若能以私俸补公费，更是罕见。
晋陵百姓称他为“神君”，并非溢美之词，而是一个经历了多任贪暴太守之后的真实反应。
陈文帝即位前曾居吴中，对孔奂在晋陵的善政早有耳闻。
践祚之后，征召孔奂为御史中丞，领扬州大中正。
御史中丞是御史台长官，掌兰台图籍秘书，对三公九卿有弹劾之权。
《陈书》记载：“奂性刚直，善持理，多所纠劾，朝廷甚敬惮之。”
同时代还有人将孔奂比作前代名御史，称“孔奂为御史中丞，善持理，多所纠劾”，将其与王显、高道穆等人并列。
后来陈文帝患病，台阁众事皆令仆射到仲举与孔奂共同决断，可见信任之深。
但孔奂的刚直并非只对下级。
他在朝堂上敢于据理力争，不避权贵。
左民郎沈炯曾被飞书诽谤，将陷重辟，案情牵连台阁，人人忧惧。
孔奂在廷议中为其申辩，最终沈炯得以昭雪。
这件事在《陈书》中虽只有寥寥数语，却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孔奂的“刚正”不是后来做御史中丞才有的，早在他任尚书仪曹侍郎时便已如此。
丹阳尹何敬容正是因为这一点，特意请他补功曹史。
到了陈宣帝太建年间，孔奂的仕途达到高峰。
太建五年（573年），他改领太子中庶子，与左仆射徐陵参掌尚书五条事。
六年，迁吏部尚书。
七年，加散骑常侍。
八年，改加侍中。
此时正值陈朝北伐，克复淮、泗，徐、豫酋长降附相继，封赏选叙的事务纷纭重叠。
孔奂应接引进，门无停宾，且“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悦伏”。
他的选人标准只有一个：才干。
关于这一点，有两件事最能说明。
第一件，始兴王陈叔陵在湘州时，多次暗示有司，固执地谋求宰相之位。
孔奂在陈宣帝面前议论此事时，明确表示反对。
他说：“衮章之职，本以德举，未必皇枝。”
——宰相之职应当以德行举荐，未必非得由皇族出任。
陈宣帝说：“始兴那忽望公，且朕儿为公，须在鄱阳王后。”
孔奂答：“臣之所见，亦如圣旨。”
这番话直接堵死了陈叔陵的念想，也得罪了一位权势极重的皇子。
第二件更为著名。
后主陈叔宝当时还是太子，想任用江总为太子詹事，令管记陆瑜告知孔奂。
孔奂对陆瑜说：“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绮之实，辅弼储宫，窃有所难。”
——江总虽有潘岳、陆机那样的文采，却没有商山四皓中园公、绮里季那样的实干，辅佐太子恐怕难以胜任。
陆瑜将这番话如实禀报，陈叔宝深以为恨，亲自向陈宣帝提出此事。
陈宣帝将要应允时，孔奂上奏说：“江总文华之人，今皇太子文华不少，岂藉于总！
如臣愚见，愿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
宣帝问：“即如卿言，谁当居此？”
孔奂推荐都官尚书王廓，理由是“世有懿德，识性敦敏”。
陈叔宝当时也在场，立即反对说：“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
孔奂反驳道：“宋朝范晔即范泰之子，亦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陈宣帝最终还是用了江总，孔奂因此忤旨。
后来江总果然与陈叔宝“为长夜之饮”，陈叔宝频繁微服出行到江总家中，宣帝大怒，免去江总官职。
再后来陈叔宝即位，以江总等人为狎客，酣饮流连，终至亡国。
明代黄汝亨在《廉吏传》中评价此事时写道：“使叔宝得端良忠信之士辅而翼之，亦未必无补。”
这是后话，但孔奂当时的判断，被后来的事实完全印证。
孔奂的“绝请托”是出了名的。
《陈书》用一句话概括：“虽储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终不为屈。”
——即便是储君之尊、公侯之重，以私情相求，他也绝不屈从。
后主曾想给自己的私宠授官，托付孔奂办理，孔奂不从。
后来右仆射陆缮迁职，陈宣帝想用孔奂接任，诏书都已经起草完毕，却被后主从中阻挠，最终作罢。
太建九年（577年），孔奂迁侍中、中书令，领左骁骑将军、扬东扬丰三州大中正。
十一年，转太常卿，侍中、中正并如故。
十四年，迁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前军将军。
未及拜官，改领弘范宫卫尉。
至德元年（583年），孔奂去世，年七十。
朝廷赠散骑常侍，本官如故。
他留下了文集十五卷、弹文四卷。
弹文单独成集，在南朝文臣中并不多见，说明他的弹劾奏疏本身即有相当的份量。
孔奂去世后，他的儿子孔绍薪、孔绍忠皆有才学，绍忠官至太子洗马、仪同鄱阳王东曹掾。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一个在乱世中拒绝向贼帅低头的人，在治世中拒绝向权贵低头的人，最终在公事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回到永定二年那个秋天的码头。
那叶小舟早已朽烂，晋陵的百姓也早已换了几代。
但“神君”这个称呼，和那句“不容独享温饱”的话，留在了《陈书》里，也留在了后世无数关于清官的记忆中。
孔奂下船时提着的旧箱笼有多重，史书没有记载。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离开晋陵时，箱笼的重量不会比来时多出多少。
一个太守的离任行囊，有时候比他的政绩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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