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下午,西安西郊机场,张学良把杨虎城叫到一旁,低声说了一句,现在就放他走。杨虎城此前并不在放蒋的决策圈子里,蒋已经站在飞机旁边,争执来不及了,只能跟着把人送上飞机。
临起飞前,张学良又塞过来一份手写的委托,大意是自己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交由于学忠统领,归杨虎城指挥。飞机升空之后,张学良跟着蒋介石去了南京,杨虎城留在机场上,手里攥着那张纸。
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英晚年提起这一天,意思讲得很清楚:如果张学良当年没有执意送蒋介石回南京,她父亲后来那十二年的囚禁和最后的死,本来是可以躲开的。
放蒋这件事,杨虎城从头到尾都被搁在决策的外面。
张学良拿定送蒋的主意,比外面知道的要早。12月24日他就把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叫来交了底,几个人都不赞成,最后只劝到“至多送到洛阳”为止。杨虎城那边,直到25日下午张学良打电话叫他过去,才知道蒋马上要走,张只低声讲了一句“现在就放他”,蒋就在旁边,杨不好当着蒋的面跟张吵起来,只能一起动身去机场。
周恩来那边也劝过,没有拦住。张学良身边的心腹同样不赞成,可他谁的话都没有听进去,飞机一起飞,西安这边就由不得自己了。
杨虎城和张学良不一样。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拜把子的交情,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从头到尾都是一笔越算越冷的账。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早年在关中拉杆子起家,从刀客一路打成十七路军的总指挥,部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地盘是他自己打下来的。1930年中原大战他站到了蒋介石一边,战后拿到了陕西省主席的位置,十七路军也扩编到了几个师。
这种合作在蒋介石眼里从来是暂时的,冯玉祥的西北军对南京不再构成威胁之后,蒋介石转过头就开始收拾杨虎城:先撤掉了他一个师的番号,剩下的两个师里,师长冯钦哉又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到了1933年底,蒋介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免了他陕西省主席的职务,换了邵力子来接。
1935年东北军大批开进陕西,杨虎城在西北的分量又轻了一截。他几次要求带部队北上抗日,电报发出去没有回音。等到1936年秋天蒋介石飞到西安督战“剿共”,杨虎城和张学良反复劝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劝一次被申斥一次,两个人这才走到了兵谏那一步。
在蒋介石的眼里,张学良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杨虎城才是西安事变的“元凶”。这个定性上的差别,后来决定了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下场。
张学良的飞机在南京一落地,人就被扣下了。西安这边,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撑起来的局面因为张学良的缺席塌了一根柱子,蒋介石腾出手来,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杨虎城。
十七路军的拆解几乎是同步开始的。事变之前这支队伍拢共五万多人,事变之后驻守同州的冯钦哉带着整个四十二师并入了中央军,孙蔚如十七师里的王劲哉四十九旅也拉走了,前后分出去的人不下两万,十七路军的番号随后被取消。
1937年6月,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名义,让他出国。杨虎城带着夫人谢葆贞和幼子杨拯中上了船,人在欧洲,心一直在国内。卢沟桥事变之后,他一路给蒋介石拍电报要求回国参战,蒋那边没有松口,他就自己从马赛上了船,1937年11月26日到了香港。
到香港之后,蒋介石的电报来了,让他去南昌见面,派了戴笠去接。杨虎城12月2日跟着戴笠飞到南昌,一下飞机就失去了自由,被押到南昌郊外梅岭的一处公馆里,里面是特务看守,外面是宪兵警戒。他回国是想扛枪打日本,等着他的是一条走了十二年也没有走完的路。
玄天洞里的孩子
从南昌开始,杨虎城被一站一站地往西南方向挪,湖南、贵州、四川,最后落在贵州息烽的大山里头。关他的地方叫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山洞,洞口砌了墙,装了门,一家人住在洞里,洞外是特务的岗哨,警戒线布了三道,内层是军统特务队,中层是宪兵,外层还有一个连的兵力。
谢葆贞是在1938年带着杨拯中主动进狱陪丈夫的,她在外面本可以带着孩子过日子,可她自己选择了走进来。在息烽的洞里,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杨拯贵,孩子从落地那天起,看见的就是洞顶的石头和门口的岗哨。
谢葆贞的性格本来就刚烈,进了监狱之后更是不肯低头,见到看守就骂,质问他们凭什么把人关起来。
她的身体和精神在洞里一点一点垮下去,1946年底开始绝食,后来又吞金,被抢救过来之后仍然不肯进食,1947年2月在囚禁中去世,三十六岁。杨虎城把她的骨灰盒收在身边,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杨拯中跟着父亲坐牢,进去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出来的时候二十岁不到,头发已经白了。
1949年,蒋介石的处境越来越窄。李宗仁当上代总统之后签过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名单上有杨虎城的名字,可底下的人一层一层地推,命令签了,人没有动。到了8月,蒋介石从台湾飞到重庆,把毛人凤叫来,问杨虎城在什么地方,随后定下了处置的办法。方案是毛人凤、徐远举和周养浩几个人一起做的,用匕首,不用枪,怕响声惊动别处。
9月1日,周养浩到了贵阳麒麟洞,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要在重庆接见他,然后送他去台湾。9月5日,杨虎城带着杨拯中、杨拯贵,还有秘书宋绮云一家,跟着周养浩动身离开贵阳,9月6日夜里,车队到了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特务把杨虎城搀着往石阶上走,说是先在戴公祠住两天,等蒋介石传见。
杨拯中捧着母亲谢葆贞的骨灰盒,跟在父亲身后往上走,他刚迈进楼梯旁那间屋子,门后头藏着的人扑了出来,匕首扎进他的腰,他喊了一声就倒了,血溅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回过头,另一把刀已经刺进了他的身体。
这一夜倒在刀下的还有杨拯贵、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宋振中,以及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八个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事后,特务把杨虎城父子的遗体埋在会客室旁边的花坛底下,上面覆了土,种了些花草,想把这个场面掩过去。
杨拯英那时候不在父亲身边,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她还不满三岁,父母在事变之前就把她和几个姐妹送离了西安,寄养在长安县一户农民家里。她后来回忆说,她们逃的不是日本人的炮火,是蒋介石的迫害,因为有一个抗日的父亲,年幼的孩子不得不东躲西藏。
1950年1月30日,西安为杨虎城等人举行追悼会,杨拯英十五岁,站在站台上,看着父亲的灵柩从车厢里抬出来,胸前那朵小白花被眼泪打湿了。这是她对父亲唯一清晰的记忆。
很多年后,她在西安说起当年的事,话讲得很平:如果张学良当年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父亲不用熬那十二年,也不会死。张学良被扣之后活到了二十一世纪,杨虎城在歌乐山的戴公祠里停在了五十六岁。西安机场那个下午,张学良踏上舷梯的那一步,把两个人带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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