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人的“第一家”，为何在殷墟叙事中隐去了？
——从帝喾、简狄与契，重新追问五号遗址
文｜翁卫和
殷人从哪里来？
讲殷商历史，不能只从商汤灭夏讲起，更不能到了安阳殷墟，便只剩下武丁与妇好的故事。一个王朝有王朝的建立，一个族群还有更早的祖源。殷人怎样成家，怎样立族，怎样受封，最后怎样王天下，这是一条需要贯通的历史线索。
《史记·殷本纪》开篇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殷人的起源叙事，由此落在帝喾、简狄与契的关系上。
我把这一祖源关系称作殷人的“第一家”。
所谓“第一家”，指的是殷人追述自身来历时的祖源家庭，并非已经由考古证明的最早家庭遗存。帝喾、简狄、契，分别连接父系祖源、母系祖源与始祖传承。殷商的历史，应当把这一家放回视野。
问题也正在这里：文献记下来的祖先，在地下遗存中有没有留下位置？
在我对殷墟五号遗址的研究中，几件玉人值得放在一起重新观察。一件戴冠跪坐，一件冠服与背后所佩器物具有鲜明特点，另一件身上刻有复杂纹饰。我尝试将它们分别与帝喾、简狄、契联系起来，考察它们是否构成一组祖源人物形象。
这是一项人物身份的研究假说。冠帽、服饰、跪姿和纹饰，是提出问题的依据；要落实人物姓名，还需要铭文、出土位置及同类器物的独立支持。但是，不能因为尚未确定姓名，就把祖先造像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若这些玉人表现的是受祭祖先，那么我们面对的，就不只是供人佩戴、把玩的玉器，也可能是殷人保存祖源记忆的形象载体。
殷人行殷礼，礼又从哪里来？
我所强调的“殷人即东夷人”，着眼于殷人祖源的东方背景，以及东方族群传统与殷商文明的联系。这里的“东夷”需要限定历史语境，不能把不同时代的东方族群全部混为一谈。学界对此也存在不同认识，有研究依据甲骨文中商与夷方的区分，反对将两者直接等同。
因此，要把这一主张做实，就必须继续追问：哪些祖先记忆、人物标志、礼器组合与祭祖方式，可以显示殷人自身的传承？
“行殷礼”，不能只理解为用了多少鼎、多少爵。礼的背后有人，有祖先，有世系，也有谁能主祭、谁来配享的秩序。器物为什么制作，人物为什么以特定姿态出现，铭文为什么反复保留某些称谓，都应放回这一关系中考察。
在我的研究框架里，帝喾、简狄与契，是殷人祖源的三个关键人物。我称其为“殷人三祖”，是为了明确这条研究线索，并非说古代已经存在一个得到公认的同名制度。
我提出，他们的人物标志可能通过冠服、姿态、纹饰及铭文称谓延续下来，成为贯穿殷商历史的祖源表达。但“贯穿整个殷商史”，不能只凭五号遗址中的几件玉人来证明。它需要在不同阶段、不同遗址的材料中，找到可以重复辨认的联系。
这才是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从个别造像走向成组关系，从形似走向制度与世系的互证。
也正因如此，我对“妇好墓”这一解释提出疑问。
目前通行研究依据青铜器铭文等材料，将五号遗址认定为妇好墓。这一判断有其证据基础，不能简单说成只凭一个名字作出的结论。
但是，墓主身份的判断，能否解释其中每件器物原先的用途？一件器物最终进入墓葬，是否意味着它最初就为墓主个人制作？其中会不会保存着更早的祖祭用品、王室旧藏或祖源形象？
这些问题，不能在确定墓名后就停止讨论。
反过来说，发现祖祭内容，也不能直接证明整个遗址就是宗庙。我要提出的“重屋”解释，同样需要面对遗址结构、埋藏过程、葬具记录和器物空间关系的检验。只有解释得更完整，新的判断才能成立。
我说“‘妇好墓’断了殷人的根”，所批评的是一种解释上的局限：当所有器物都围绕妇好个人展开，帝喾、简狄与契所代表的祖源线索，便容易退出讨论；殷人成家、立族、立国的历史，也容易被压缩成一位王室女性的生平故事。
这里的“断根”，指的是历史叙事可能发生的割裂，并非指考古工作者有意抹去殷人的祖先。
殷商王朝并非从武丁时代突然出现。晚商的宗教生活，也不可能只有当时的王与妃，而没有历代传承的祖先。
五号遗址值得重新追问的，正是这些祖先究竟以什么方式存在：是在铭文里，在玉人形象里，在礼器组合里，还是在几种材料相互对应的关系里？
殷人的“第一家”，不能只留在《殷本纪》的开篇。
我们应当带着这个问题回到遗存，逐件核对，逐层辨析。能够对应的，拿出依据；不能对应的，保留疑问。让帝喾、简狄与契重新进入考古讨论，才能检验殷人的祖源记忆，究竟有没有被保存在这些器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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