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一年（1141年）冬，南宋临安，岳飞、岳云和张宪被关押在大理寺狱中。案卷里的罪名不断增加，真正能够证明谋反的证据却始终没有出现。岳飞案之所以成为南宋政治史上的大案，并不只是因为秦桧个人的权势，更在于皇权、军权与议和政策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
岳飞墓前曾经出现过五尊跪像，分别是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和罗汝楫。后来，五尊变成四尊，被撤掉的正是罗汝楫。
这件事表面看是墓地陈设的变化，往深处看，却牵涉两层问题：岳飞究竟因何被置于死地，以及后世为何会重新调整“罪人”的名单。
一、岳飞的军功，为什么会变成朝廷的压力
南宋建立之初，局势极不稳固。宋高宗赵构在1127年即位后，面对北方金军压力、地方军队坐大、财政紧张和民心未定等多重难题。朝廷需要名将守边，也害怕将领掌握过强兵力。
这是一种很难调和的矛盾。
没有军队，南宋难以自保；军队过于集中在某位将领手中，皇帝又会担心政权失去控制。岳飞恰好处在这个矛盾的中心。
岳飞所统率的部队被称为“岳家军”，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私人武装，而是南宋正规军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长期由岳飞训练、指挥，部队形成了鲜明的将领权威和组织传统。军纪严整、不扰百姓的形象，也使岳飞在军中和民间拥有很高声望。
绍兴十年（1140年），金军南侵，岳飞在郾城、颍昌等地作战，取得显著战果。岳飞提出“直捣黄龙”的北伐目标，反映了主战派希望收复失地的政治主张。
但对于赵构而言，军事胜利未必只意味着好消息。
岳飞越能打，朝廷越需要他；岳飞威望越高，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就越不能放松。尤其岳飞多次上书请求立储，虽然出发点可能与国本有关，却容易被视为越过武将本分，触碰皇权敏感地带。
赵构曾对岳飞说：“卿言虽忠，朕自有处分。”
这句话未必是岳飞案的直接证据，却能体现君臣之间的边界。岳飞习惯从国家战局出发，赵构则必须从皇位安全和政权延续出发，两种立场之间并不完全重合。
张俊的变化，也发生在这样的环境里。
张俊是南宋初年的重要将领，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并称“中兴四将”。岳飞早年军职上升，与张俊等人的提携和军事体系有关。可随着朝廷政策转向，张俊逐渐靠近赵构与秦桧一方，并参与削弱岳飞军权的行动。
这并不能简单解释为两人私人交恶。军功集团内部本来就存在资源、地位与政治路线的竞争。张俊选择迎合朝廷，既有个人权势考量，也有对皇权态度的判断。岳飞被解除兵权后，军队体系受到重新整编，原有的将领影响力随之下降。
二、议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政治选择
绍兴十年以后，南宋并非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但朝廷也承受着巨大的现实压力。多年战争带来财政负担，北方百姓流离，地方秩序尚未恢复。对赵构和一部分官员而言，议和可以换取喘息时间，稳定南宋统治。
主战与主和，由此不只是军事意见不同，更是两种国家治理方案的冲突。
岳飞强调收复故土，主张乘胜推进；秦桧则推动与金议和。秦桧在绍兴八年（1138年）重新进入南宋政治核心，后来逐步成为朝廷中最有权势的宰相之一。秦桧的作用，不仅是提出某种政策，更在于把这种政策转化为人事安排、军权调整和案件处理。
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逐渐接近完成。根据《绍兴和议》的条件，南宋向金称臣、输纳岁币，并以淮河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就在这一过程中，岳飞等主战将领成为必须处理的政治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后世常说金将完颜宗弼曾提出“必杀岳飞”作为议和条件，这一说法在相关史料和后世叙述中不断流传，但具体谈判细节并不宜说得过满。可以确认的是，岳飞的军事存在确实令金军高度重视，也成为宋金关系中的敏感人物。
军队能不能继续北伐，已经不是岳飞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可在朝廷看来，只要岳飞仍握有兵权，主战路线就不会轻易消失。
三、岳飞案如何从政治决定变成司法案件
绍兴十一年，朝廷先后收回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将领的兵权。岳飞被调离鄂州，改任枢密副使，实际军事影响力受到限制。随后，张宪被指控谋划恢复岳飞兵权，岳飞和岳云也被牵连。
这起案件最初并不是围绕“谋反”形成完整证据，而是从军队调动、书信往来和部将关系中寻找突破口。政治上的不信任，逐步被写入司法文书，案件也因此越查越重。
大理寺官员何铸曾参与审理岳飞案。传说他见到岳飞背上的旧伤后，认为岳飞长期为国作战，不应轻率定罪。无论细节是否完全可靠，何铸后来没有顺利完成定罪，确实说明案件审理并非所有官员都意见一致。
何铸曾问：“岳飞有何谋反实据？”
岳飞答：“臣以忠报国，何来反意？”
这些话未必是原始审讯记录中的逐字内容，但它们反映了后世对案件性质的基本判断：岳飞的军事行为与谋反之间，缺少能够经得起检验的证据。
何铸之后，万俟卨成为处理岳飞案的重要人物。万俟卨在政治上依附秦桧集团，多次弹劾岳飞及其支持者。他所发挥的作用，是把政治压力进一步落实到官僚审查和案件定性之中。
秦桧的妻子王氏，也被后世叙述为参与谋划的人物。关于她在案件中的具体作用，史料记载并不如民间故事那样清楚，不能把后世传说全部当作确证。但秦桧集团内部的政治协作确实存在，秦桧本人在岳飞案中的主导责任，也有大量史料可以追溯。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飞、岳云、张宪被处死。岳飞遇害时间按公历计算已进入1142年。岳飞年仅三十九岁，岳云二十多岁，张宪也一同被杀。岳飞临刑前留下的“天日昭昭”四字，主要见于后世记载，具体书写情形仍有研究争议，但它已经成为岳飞冤案最具象征性的历史语句之一。
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岳飞父子究竟犯了什么罪？”
秦桧回答：“其事体莫须有。”
“莫须有”并非一个明确罪名，正因为含义含混，才更显出案件的政治性质。岳飞被杀后，岳家军受到拆分和重新安置，相关人员或被贬谪，或被流放，军队原有的凝聚力也逐步瓦解。
宗室成员赵士㒟曾为岳飞担保，结果受到牵连。何铸等人无法改变结局。案件的结果表明，在皇权已经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司法程序很难真正发挥制衡作用。
四、赵构、秦桧与岳飞案的责任链条
谈岳飞之死，不能只把责任归结为秦桧一人。秦桧是具体执行者，也是政治路线的推动者，但岳飞案能够成立，前提是皇帝对岳飞的兵权、威望和主战立场产生了根本性戒备。
赵构并不一定需要亲自下达每一道命令。只要皇帝认可处理方向，秦桧就能调动宰执、台谏、司法等多个环节，把清除政治障碍包装成正常审案。
这正是宋代官僚政治的复杂之处。皇权并不总是直接出面，而是通过任免官员、调整军权、引导舆论和控制案件流程来实现目的。
秦桧因此既是个人权臣，也是制度缝隙中的操作者。把他描绘成完全脱离皇权的幕后主谋，容易遮蔽赵构所承担的最高政治责任；把他只看作被动执行者，也无法解释他为何积极参与并推动案件扩大。
张俊、万俟卨等人，则构成了中间环节。他们没有决定南宋整体国策，却在具体行动中选择了站在哪一边。历史人物的责任，往往就体现在这些选择里。
有意思的是，岳飞案之所以历经多年仍被反复讨论，恰恰因为它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而是君主与将领、战争与财政、军功与皇权之间的集中冲突。
五、墓前五尊跪像，少掉的为何是罗汝楫
岳飞墓位于杭州栖霞岭下。南宋临安就是今天杭州一带，岳飞死后，墓地逐渐成为纪念岳飞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墓前陆续形成跪像传统，用来象征那些被后世视为参与陷害岳飞的人。
过去常见的五尊跪像中，除了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还有罗汝楫。
罗汝楫是南宋官员，曾参与弹劾岳飞及相关案件。他的官职和政治影响力不能与秦桧相比，但在岳飞案的政治清查中留下了名字。后世把他列入跪像，更多是按照“参与案件者”的标准，而不是按照权力大小排列。
清代雍正年间，浙江总督李卫主持整修岳飞墓。雍正朝为1723年至1735年。整修过程中，罗汝楫的塑像被撤去，此后岳飞墓前便主要保留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尊跪像。
关于李卫撤像的具体动机，现存叙述并不完全一致。有一种解释认为，罗汝楫官职较低，罪责与秦桧等人难以相提并论；也有观点认为，这是整修墓地时对历史人物排序和象征意义的重新处理。无论采用哪一种解释，都不宜把它说成一场有完整档案支撑的“翻案”。
罗汝楫被撤，并不意味着历史上对他的责任作出了司法意义上的平反。更准确地说，是后世纪念体系改变了塑像名单。墓前跪像本身属于象征性安排，不等同于南宋当年的官方判决。
清代对岳飞形象的尊崇，也使这处墓地承载了更强的政治文化意义。岳飞代表忠勇与守土，秦桧等人则被固定为反面形象。人物一旦进入公共纪念空间，评价便会随着朝代、地域和政治需要而调整。
因此，少掉的那一尊，确实是罗汝楫。四尊跪像保留下来，是清代整修之后形成的结果，并非岳飞墓自古至今始终只有四人。
而岳飞案中的责任，也不能用跪像数量简单衡量。墓前留下谁、撤掉谁，是后世的历史记忆；绍兴十一年那场审判，则是南宋皇权与军政秩序共同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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