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21日报道（文/黄景鸿）秋日闽北，武夷山的雾霭还没散尽，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考亭书院旧址又添了几分人气。考亭曾是朱熹晚年著书讲学、终老之所。10月中旬，第五届考亭论坛在这片文脉之地如期举行。

围绕朱子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与会者试图回答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当算法日益渗透生活，朱子学还能留下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论坛上的讨论都指向一个深层关切：在技术加速重构人类生活的世界的今天，古老的东方智慧仍可能帮助人们找到安身立命的支点。

格物与穷理：算法时代的知识边界

朱子文化何以跨越时代与文明，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韩国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卢仁淑给出的答案朴素而有力：“一是理学所强调的‘格物穷理’精神，即深入考察事物与人事的具体情状，探究其中蕴含的道理；二是礼学所体现的‘时宜’精神，不拘泥于古礼的外在形式，而是努力探索如何使其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

二者背后是同一种学术态度，既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又不断回应变化着的现实。这番来自海外学者的观察，恰好为论坛现场的一场讨论写下注脚。

论坛现场，一个关于老虎的比喻引来许多人的会心一笑。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汪沛，引用程颐所举农夫被虎所伤的故事，说明人工智能（AI）与“真知”之间的距离。

“人工智能可以存储关于老虎的所有信息。它可以提供老虎如何袭击人类的统计数据、每年因老虎致死的案例数量，以及哪些森林中的老虎数量最多。但人工智能不曾被老虎咬过。它可以模仿‘真知’的行为表现，却不具备‘真知’的分量。”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知识的重量，究竟来自哪里？

汪沛的论证并未止步于比喻。她援引朱熹对“知”的区分指出，第一类“知晓事物应当遵循的规则”和第二类“目睹事物应有状态的孤立实例便不由自主地遵循”，人工智能可以模拟和引导；但第三类“领悟事物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并能对所遇到的任何情况作出恰当的应用”，人工智能目前无法做到。

原因在于，朱熹“格物致知”理念中，“格”字蕴含着亲身抵达某处的含义。学习是一种主动的探索、一种个人的抵达。人工智能能胜任“授业”，也能协助“解惑”，但无法真正引导学生经历“掌握事物”和“反思原则”的过程。

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人工智能无法“穷理”，那么人的道德生命又该如何安顿？

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蔡家和从朱子学“知与德”的关系切入。他认为，人工智能最突出的能力是知识的搜集、整理与运算，属于“真”的层次；至于“善、美、圣”以及人的生命实践，则是另一个层次。

“人工智能可以告诉我们更多‘是什么’，甚至协助分析‘怎么做’，但‘什么是善’以及‘我应该如何做人’，仍须由人类自己承担。”

蔡家和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应掌握“以德统知、以善导智”的原则，使科技成为人类求真的工具，而不反过来支配人的价值与生命。

回响与对话：世界如何看见朱熹

从技术之问转向文明之问，从当下关切转向历史回望，朱子学的世界意义由此展开。

在浙江外国语学院巴西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施若杰看来，朱子文化之所以能跨越文明边界，不仅源于其著作之重要，更源于他所欲回答的问题之深刻。

“这些问题超越其时代与文化边界，因为它们关乎人类处境：如何理解世界、如何修身成己、如何将知识转化为对社会负责的道德践履。”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日益提升，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包括施若杰的祖国巴西。他认为，正如西方人研习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世界也需要研习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

历史往往在回望中显出深意。三百多年前，法国巴黎曾有一场关于中国哲学的争论。与会学者在讨论中将听众带回了那场“礼仪之争”。

西方早期传教士来华传教，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同时天主教内部对于如何看待一些中国传统礼仪产生分歧，引发了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朱熹哲学被介绍到欧洲哲学界。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梁宏仁在中国居住多年，并参与了同耶稣会士的这场争论。他与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交好，向其介绍朱熹哲学，并多次恳求他写小册子批驳朱熹哲学，特别是“理”这一概念的无神论错误。

应其恳求，马勒伯朗士于1708年出版《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认为朱熹的“理”与“神”的概念很类似，应剥去“理”的全部无神论外壳，使之与“神”相一致。但该书出版后立即遭到耶稣会士批评，他们认为书中的“理”和中国人本来的“理”并不一致。

误读并非交流的终点。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陈来认为，文明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正是持续交流互鉴，使误解渐次澄清。18世纪初，大量中国典籍在欧洲出版，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便是交流深化的明证。

视线转向东亚，另一种理解朱子的方式也随之展开。韩国成均馆大学终身教授崔英辰以“不忍人之心”为中心，比较了孟子与朱子关于道德心存在的论证方式。

崔英辰认为，孟子以“孺子将入于井”的经验性事例为依据，其论证具有明显的经验性和归纳性特征；而朱子则引入“天地生物之心”的宇宙论前提，认为人作为天地所生之物，自然禀受天地之“生物之心”。

“朱子改变了道德心存在问题的论证范围与理论基础，为道德心的存在开辟了新的论证领域，这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崔英辰说。

这种对朱子学的细致辨析，说明朱子学具有跨越文化的思想生命力。

从家到对话框：“礼序”启发数字时代

与会者的目光还从典籍与义理转向更切近的生活场景。

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舆论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传播学院南强重点岗位教授邹振东提出了一个颇具画面感的判断：在传统社会，一个人连接世界最先经过的地方是“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最小的关系单元正大范围地迁移到“对话框”。

人们今天与世界的许多连接，如工作、交友、学习、办事，往往都是从与机器的一次对话开始的。

那么，古老的“礼序”能从“家”迁移到“对话框”吗？邹振东的回答是：能，但不能照搬。

朱熹曾说“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意思是礼是把无形的道理变成有形的规矩，让人有据可依。那么，在今天这个“对话框”里，新的“礼文”是什么？

邹振东认为，就是数据边界、算法边界、注意力边界，以及最根本的一条：什么可以交给机器，什么必须留给人伦。

这个类比让抽象的理论有了可以触摸的质感。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迁移”与“落地”的过程。

卢仁淑曾梳理过这一脉络：朝鲜王朝时期，学者李瀷并不满足于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礼制，而是积极探索使普通民众也能根据自身生活条件践行家礼的途径。

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佐藤炼太郎则把目光投向了商业伦理：明治时代，涩泽荣一撰写了《论语与算盘》，“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将《论语》置于经营哲学的中心，提出义利合一。

卢仁淑还提到，在越南，朱子学的礼仪思想与当地风俗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礼俗文化。这些历史经验表明，朱子学的海外传播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不断回应当地社会现实、创造新的思想意义的过程。

沿着礼序智慧往下走，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现代智库专家委员会研究员邵春堡从“天理节文”出发，提出以“敬”立心、以“礼”立序、以“义”制利的三重范式。他认为，数智秩序不是一套应急性的技术规制，而是战略性、可持续、可遵循的。

“以千年‘礼序’智慧润泽数智文明，促进人机协同、文明共生。”邵春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