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声音，在楼上那户人家的耳朵里响了三年多。
它从楼板底下传上来，一阵一阵，像有人在锯一件很硬的东西。
那个人后来讲，声音是下午起来的，之后几乎没断过。
这段声音后来被人带进了法庭，讲它的人，就住在那间村屋楼上。
他作证的那个早上，高等法院的台阶上很早就站了人，队伍贴着墙根往下排。
这些人大多进不去，旁听席只放十一个号，拿到号的先进，其余的站在门外等。
六楼走廊外另隔出一块地方，站着也能听，规矩一样，不许录音，不能拍照，只许拿笔在纸上记。
一整个上午，台上只问过两个证人，一位来自加多利山的中介，另一位住在案发村屋楼上。
前一个隔了七年还记得一笔钱，后一个隔了三年还记得一段声音。
中介说，2019年他带邝球看房，那套加多利山的房子后来成交六千多万，两个人在红磡码头的餐厅里坐下，邝球开口就要六百多万回佣。
这句话摆到庭上，比任何形容都直白，一个还没出钱的人，先算起了自己能从这笔买卖里抠走多少。
后面那些问题细得不像在问房子，穿的什么，那天天气怎样，当天还做过哪些事。
问得越细，越是在试记性，隔了七年还讲得清楚的人，说出来的话才立得住。
把这些听完，我忽然明白这场审的不只是那三天，还有那几年里每一次退让。
第二个证人是楼上那位邻居，两家之间只隔一层楼板。
他说那天先听见车停在楼下，接着是重物被推出来，落地时闷闷的一声。
三点多，锯东西的声音起来了，一直没停，他跟朋友通着电话，被吵得只能先放下。
换了是我住那栋楼，大概也会当成隔壁在拆柜子，村屋一带，这种声响从来不缺。
味道是后来的事，他闻到附近有东西在煮，索性叫了一份外卖。
我听到这里后背有点凉，东西要煮熟了，才会有味道飘出来。
下楼取餐的时候，他从那间屋的门口经过，屋里只有一个人。
那份外卖大概是那天下午，整条村子里最正常的一件事。
庭上放的那段监控里，一辆白车停稳，几个人从后座抬出一个箱子，落地那一下很沉。
那声闷响透过喇叭传出来，很重，画面也一样清楚，只是看的人分不清谁是谁。
只是那时候，谁都还不知道镜头里在发生什么。
接着问下去，问题从那天挪到了这三年。
有人问他，“你当初跟警方讲，那股味道很奇怪，说不清像什么，现在你在庭上说像青红萝卜汤”。
这话问得很硬，它不问真假，只问这三年里，你看过多少关于这单案的报道。
一个人的鼻子记了三年，中间夹进几百条新闻，剩下的还有几分是自己的。
我明白这种问法，它不是在为难证人，是在提醒陪审团，记忆会被别人的话改写。
只是听到这里会闷，一个普通邻居认认真真记了三年的东西，也要被摆到秤上称一称。
说回那套房子，2019年买下的时候，写的是邝球的名字。
钱是蔡天凤出的，房子给前夫一家住，挂家翁的名，图的是省一笔印花税。
双方讲好的是口头约定，房子哪天卖了，钱回到她手上。
2022年底她动了卖房的念头，还想另外给邝家找地方住。
就是这个念头，成了后面所有事的开头。
房子写别人的名，钱是自己出的，这种安排不算罕见，撑住它的只有一句信。
等到要收回来那天，一句信就撑不住了。
被告一方在庭上另有说法，指这套房子当年另有出资安排，两边各执一词。
谁出的钱，谁的房，这问题被翻来覆去问了很多遍，陪审团要自己掂量。
蔡天凤那年二十八岁，做时装，来往的都是体面场合，可她替前夫家安排的事，细到司机的工钱。
前夫邝港智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两个人十几岁就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
离婚以后她嫁给做米线生意的谭家，又添了两个孩子，前夫一家仍旧住在她买的房子里。
前夫的哥哥邝港杰后来成了她的司机，接送孩子，也接送她本人。
认识她的人讲过，她对前夫家一直很客气，孩子的事从不推，钱的事也不计较。
日子过成这样，说不清是心软还是念旧，反正门一直开着，钥匙一直在别人手里。
邝球那年六十五岁，退休之前做过警员，查案的路数怎么走，他心里有数。
干过这行的人做事，很少临时起意，买什么，租哪里，走哪条路，多半早就想好了。
那天上午她还在加多利山带人看房，跟客人介绍这栋楼一共六层。
这段画面后来在庭上播过，母亲坐在下面，一眼都没有抬。
2023年2月21日下午，她离开加多利山，上车去大埔接女儿，之后就没有再出现。
那天晚上家里人开始找人，电话打了一圈，听到的答复都是不用急，她会回来。
张燕花在庭上忍不住骂过，说这家人是吸血鬼，吸饱了也不肯松口。
三天以后，警方在大埔龙尾村一间村屋里找到了她，也找到了那两口汤锅。
那间村屋是2023年2月初才租下来的，动手之前，有人专门去看过那地方。
屋里还有电锯，有绞肉机，有铁锤，有胶箱，这些东西不是当天才出现在那里的。
前夫跑到东涌码头，正准备上船，被守在那里的警员截住，那是离港最快的一条水路。
这三年里，案子在裁判法院和高等法院之间来回转，一次提讯接一次押后。
从破门那天到开审，隔了三年零七个月，证物一件一件封好，人一个一个找回来。
今年九月二十一号，这单案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三名被告站在被告栏里，没有一个人认罪。
三个人是前夫，前家翁，前大伯，控罪一项是谋杀，一项是阻止合法埋葬尸体。
审期排了四十五天，陪审团坐在一边，从头听到尾。
这一个多月里，证人一个接一个上台，母亲张燕花来了不止一次。
她讲女儿怎么花钱，怎么让步，讲到那套房子的时候，庭上安静得厉害。
现任丈夫谭方骏也坐上了证人席，讲两个人的旧事，讲到最后声音变了。
昨天还有个卖厨具的女店员上台，她说2023年2月8日，一个六十多岁的白发男人进了店。
那人在店里买了绞肉机，又拿了砧板，还要了一个汤煲，一共八千七百港元，顺口问了一句，这机器打不打碎头骨。
十三天以后，蔡天凤失踪。
这些天从庭上放出来的东西，一块一块拼起来，拼出的是一桩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的案子。
那两口锅后来成了呈堂证物，一大一小，摆在炉台上。
我写这单案写过很多回，最忘不掉的不是那两口锅，是楼上那个人被吵断电话的那几秒。
他离真相只有一层楼板，中间隔着一层混凝土，也隔着一句大概在装修。
换成任何人，听见邻居家在锯东西，闻见饭菜香，都不会往最坏的地方想。
这不叫麻木，这叫日子本来的样子，人得靠这点钝劲把每一天过下去。
所以我才觉得，今天坐在证人席上的这个人，讲的不是恐怖故事，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那一下判断。
我猜那个下午会跟着他很久，久到他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
那几秒迟到三年才被认真听完，听完之后，谁也不好意思再说一句当时没听见。
案子还在审，判决还没下来，我只盼陪审团记住那一声闷响，和一个被吵断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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