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晚上烧到39度5的时候,我从床上爬起来想倒杯热水,腿一软,整个人"咣当"一声磕在了床头柜角上。额头火辣辣地疼,我伸手一摸,黏糊糊的,是血。

客厅的灯亮着。我扶着墙挪过去,看见老婆刘芳正往一个大塑料袋里塞东西——退烧药、止咳糖浆、体温计、维C泡腾片……那是我前两天排了一个多小时队才买回来的药。

"你干啥呢?"我哑着嗓子问。

刘芳头也没抬:"我弟打电话来了,他们一家三口全阳了,小宇才四岁,烧得直哭,家里一片药都没有。我得赶紧送过去。"

我愣住了。

"那我呢?"我指了指自己的额头,血顺着眉骨往下淌,"我也烧着呢,刚磕破了头。"

刘芳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皱了皱眉:"你一个大男人,烧两天就好了。我弟妹身体本来就弱,小宇又小,我不去谁去?"

她拎起袋子,套上羽绒服,拉链还没拉到顶就往门口走。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我打了个哆嗦,浑身的骨头缝像被针扎一样酸疼。

"药你全拿走了,我吃啥?"

"冰箱里还有两片布洛芬,你先对付一下。"她脚步都没停,"砰"的一声,门关了。

屋里一下子安静得吓人。暖气片发出"咕噜咕噜"的水声,窗外的北风呜呜地叫,像是谁在哭。我站在玄关,额头的血滴到了地板上,一滴、两滴,在白色瓷砖上开出暗红的花。

我今年四十七了。和刘芳结婚二十二年,头一回觉得心里的那团火,比额头上的伤还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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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建国,在县城的物流站开叉车,一个月五千块。刘芳在超市当收银员,挣得比我还少。日子不算富裕,但两口子勤勤恳恳过了大半辈子,女儿去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按理说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

可刘芳有个弟弟,叫刘强,小她六岁。从小被爹妈宠着,三十好几的人了,干啥啥不行,开过烧烤摊赔了,跑过快递嫌累辞了,后来在丈母娘的撮合下进了一个工厂当质检员,没干半年又说和组长吵架不干了。弟媳妇赵敏倒是个老实人,在幼儿园当保育员,工资不高,养着一家三口紧紧巴巴的。

这些年,刘芳没少往娘家贴补。过年给爹妈包红包,她出大头;刘强结婚买房凑首付,她瞒着我从定期里取了三万;小宇出生办满月酒,她又包了八千八的大礼……

我不是没有怨气。可每次一提,刘芳就红了眼眶:"那是我亲弟弟,我爸妈就我们两个孩子,我不管谁管?"

这话,堵得我无话可说。

二

刘芳走后的那个夜晚,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个晚上。

我翻遍了冰箱,只找到一片布洛芬——她说的两片,实际上只有一片了,另一个药板是空的。我把那片药掰成两半,先吃了半片,想着撑到明天再说。额头上的伤口不深,我自己用创可贴横着竖着贴了三条,镜子里的自己,活像个滑稽的伤兵。

半夜三点,我烧得迷迷糊糊,梦见我妈。我妈走了八年了,梦里她坐在老家堂屋的门槛上剥豆角,看见我走过来,说了句:"建国,你冷不冷啊?"

我一下子就醒了。浑身的汗把被单湿透了,枕头冰凉冰凉的。手机屏幕亮着,是刘芳发来的微信,凌晨一点发的:"小宇退烧了,我今晚住这边了。"

没一句问我怎么样了。

我鼻子一酸,四十七岁的男人,眼泪说来就来了。

第二天,我硬撑着去了社区卫生服务站,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拿了药回来。一个人烧水、吃药、煮了碗白粥,米粒在锅里翻滚的声音,衬得整个屋子格外空旷。

刘芳一走就是四天。

这四天里她发过几条消息,内容全是关于刘强一家的——"我弟也退烧了""赵敏咳得厉害我给她炖了梨汤""小宇闹着要吃草莓,我出去给他买了"。

我回了句"我还没好利索呢",她回了个"多喝热水"的表情包。

多喝热水。三十年前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四个字。

第五天,我烧总算退干净了,嗓子还哑着,鼻子堵得像塞了两团棉花。我穿上外套去超市买菜,想着她该回来了,好歹做顿饭。路过小区门口的棋牌室,老邻居周叔在门口晒太阳,远远地冲我喊:"建国,你媳妇这几天咋没见着人?"

"去她弟弟家了,照顾他们去了。"

周叔嘬了嘬牙花子,摇了摇头没说话。那个眼神我看懂了——同情里带着点"你也真是"的意思。

我攥着购物袋往回走,走到楼下的时候,忽然不想上楼了。我在单元门口的石墩子上坐了好一会儿,抽了三根烟,烟雾散在冬天的冷空气里,一口一口的白雾,像是把心里的委屈一点一点地吐出来。

三

第六天傍晚,刘芳终于回来了。

她进门的时候还带着一股外面的寒气,脸颊冻得发红,手里拎着一袋橘子。"我弟让带给你的,说谢谢哥这些药。"

我坐在沙发上没吭声。

她换了鞋走过来,这才注意到我额头上的伤——创可贴早揭了,结了一道暗红色的疤。

"哟,怎么磕得这么深?去医院看了没?"

"没有。"我声音很平,"自己贴的。"

刘芳沉默了一会儿,在我旁边坐下来。屋里的空气很闷,暖气烘得人口干舌燥,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一声一声敲在心上。

"建国,你生气了?"

"你说呢。"

"我弟那边确实走不开啊,小宇那么小——"

"我知道小宇小。"我打断她,"可你有没有想过,你走的时候,我一个人烧到快四十度,额头磕破了,家里连片像样的药都没有?你发那么多消息,没有一条是问我死活的。"

刘芳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芳,我不是说不让你管你弟。"我看着她的眼睛,"我是你丈夫,二十二年了。我生病了,你眼里只有弟弟一家,我算什么?"

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喉咙发紧。

屋里安静了很久。

刘芳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半晌,她开口了,声音有点抖:"我……我习惯了。从小我妈就跟我说,你是姐姐,要照顾弟弟。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们俩,我弟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我妈把所有的指望都放在他身上……我不管他,我觉得对不起我妈。"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看着她哭,心里一半心疼一半酸涩。心疼的是,她也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人,骨子里刻着"长姐如母"的烙印;酸涩的是,这么多年了,在她心里,那个排序从来没变过——先是弟弟,然后才是我。

我没有再说重话。我只是起身,去厨房把那袋橘子放进果盘里,洗了两个递给她一个。

"以后,你弟那边的事,能帮就帮。但你得先看看身边的人。"我说,"我不跟你弟争,但我也不想在自己家里,当个外人。"

刘芳接过橘子,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我没回话,剥开橘子塞了一瓣进嘴里,酸得龇牙。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吗?我不知道。二十多年的婚姻,哪有那么容易一笔勾销。但那天晚上,她主动给我烧了一锅姜汤,端过来的时候手指碰到我的手背,滚烫的。

日子嘛,说到底,还得两个人一起过。只是我这心里的这道坎,还得慢慢迈。就像额头上的那道疤,总会淡,但印子是消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