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三兄弟帮人收麦,活干完正要回家,主家却死死拦住不让走。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以为遇上赖账的了。

大哥的袖子被那老太太拽着,她手瘦得像一把干柴,可力气大得吓人,指甲都掐进布头里。二哥已经背起了扁担,回头瞧着,眉毛拧成一疙瘩。我扛着锄脑子还在发蒙——头顶的毒辣辣斜下去,麦茬子扎人,脚底板都是酸疼的,这时候谁不想赶紧回村喝口凉水。

偏偏她就拦在门口,堵着那扇破木头门,说什么也不让。

“大婶,”大哥耐着性子,“钱我们不亏您的,要是觉得工钱给多了,您留个一口半口都行。家那边,真有事。”

老太太不接话。她抬眼看看大哥,又看看二哥,最后落在我脸上,嘴唇发着抖。半晌,她问了一句我们都没想到的话:“你们……是不是姓罗?”

空气一下子凝住了。

我们是姓罗。罗家三兄弟,村里都知道。从我爷爷那辈起,老罗家就剩一根独苗,到了我爹这儿,更是穷得叮当响。爹叫罗柱子,三十岁才娶上我娘,娘是外乡人,据说爹从集市上带回来的,连像样的嫁妆都没有。娘过门第三年生了大哥,又隔两年生二哥,再隔一年生了我。生完我还没出月子,爹就病了。

病得重,咳嗽吐血,去镇上看了,大夫摇头,说是痨病,得养。家里没钱,娘急得不行。那时候大哥才六岁,二哥四岁,我不到一岁。

后来娘说出去想办法弄点钱,就走了。那是我记事之前的事,我对娘没有一点儿印象,只知道爹从此少言寡语。村里有人说娘跑了,跟人跑了。爹听了也不言语,只是闷头干活。到我七岁那年,爹死在床上,临了攥着我的手说:“三儿,别怨你娘,她也不容易。”

爹死后,我们仨就靠着几亩薄地过日子。大哥十四岁就跟着村里人去做瓦工,二哥十二岁去给邻村放牛,我在家烧火做饭。三兄弟一条心,磕磕绊绊也活了下来。十里八乡都知道老罗家三个后生,一个比一个结实,干活一个比一个下力气。

这次收麦,本来是邻村的二赖子传来信儿,说张家庄有个孤寡老太婆,家里几亩麦子熟透了,正愁人手。人家开价一人一天五块钱,管一顿中午饭。我们哥仨一合计,趁自家麦子还没全熟,先去挣这笔钱,正好给大哥攒媳妇本。

用活用得扎实。那地茬子硬,麦秆又密又长,我们天没亮就下地,一人一把镰刀,弯着腰,一割就是一整天。中午老太太给我们送了半篓子馒头和一壶凉茶,坐在田埂上看着我们,也不说话。我们就着凉茶啃完,接着干。割完最后一垄,太阳都偏西了。我们把麦捆装到板车上,用麻绳勒紧。

大哥擦了把汗,走到老太太跟前:“婶子,好了,您看看。”

老太太没动地方,目光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好像要在我们脸上数出几个麻子来。半晌,她突然转身进了屋,把那扇木头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我们面面相觑,以为她去拿工钱。结果她出来时,手里攥着一个布包,没打开,脸上泪汪汪的,直接就奔到门口,把门堵上了。

她拦住我们,不是为了不给钱。

“你们爹……是不是叫罗柱子?”老太太又问了一句,声音都颤了。

大哥愣了一下:“是。怎么了?”

老太太“哇”一声哭出来,手里的布包也掉在地上。她蹲下,捡起来,抖着打开,里面是半块银锁,黄澄澄的,边缘磨得发亮。她举着那半块银锁,递给大哥看。

“你看看这个,你身上是不是也有个半块?”

大哥的脖子一紧,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自己的领口。

他脖子上确实挂着半块银锁,用红绳拴着,从小就没摘过。爹说那是娘留下的唯一东西,给他娶媳妇当定情物用。隔着衣服,那银锁硬硬地硌着胸口,像一块小小的石头。

老太太见大哥没动,一步上前,扯开大哥的领子,看到那半块银锁,又急急忙忙把自己手里那半块往上一对。齿齿相合,严丝合缝。

老太太瘫倒在地。

“儿啊……我是你娘啊!”

那一嗓子,喊得我们三个跟被雷劈了一样。

我脑子“嗡”地一声,像是有人往脑袋里灌了一瓢滚水。我看看大哥,大哥铁青着脸,嘴唇抿成一条线。二哥的脚后跟已经在往后挪了,好像想抽身逃走。但我没动,不是不想动,是腿软了。

“胡说!”大哥的声音生硬得像石头,“我娘早死了,爹说她死在外头了。”

“你爹那是怕你们恨我啊!”老太太跪在地上,爬了几步,抓住大哥的裤腿,“我没死,我是被人骗了啊……”

原来,当年爹病重,娘实在没办法,听说城里有人买血,就偷偷去卖血,换了一百块钱。可钱只够抓了几副药,眼看又要断顿,村里有个名叫李二拐的男人,说外地有个大户人家缺个帮佣,一个月能挣三十块。娘一咬牙,跟着他走了。

结果李二拐把她卖了。

卖到了三百里外的山里,给一个快五十的鳏夫做媳妇。娘被关在窑洞里,想跑,跑了三次被打回去三次,后来那男的把她看得死死的,她逃出来时已经在山里熬了三年,还生了一个孩子,可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她一路要饭逃回这边,已经是五年以后。到了村口,打听才知道爹已经死了,三个儿子被本家一个叔伯照看着,日子过得苦。

她不敢进村。她说自己这副模样,又是个被卖过的女人,怎么有脸认儿子?她怕儿子们嫌她脏,怕村里人指指戳戳,怕孩子们跟着她抬不起头。

后来她就在隔壁村找人落了脚,给人家做活换口饭吃。她偷偷来看过我们,看着大哥上山砍柴,二哥在河里摸鱼,我蹲在门槛上掰玉米。她躲在远处的草垛后面,捂着嘴哭,哭完就走。

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她说,她一直打听,知道我们三兄弟都长成了人,心里又高兴又酸。这次听说我们要来这边帮工,就托二赖子准准带了话,让我们哥几个到她这儿来。她事先没说破,就想看看我们长什么样子。可她越看越像,越看越忍不住,等活干完了,怎么也压不住那股劲儿,就是想认。

“我不是想要你们养我,”老太太抹了把泪,“我就是想告诉你们,娘还活着,娘对不起你们,娘想起你们的时候,心里跟针扎似的……”

大哥蹲了下去。他蹲在那里,双手抱着头,没说话。

二哥背过身去,肩膀一抖一抖的。我一步一步走到老太太面前,她仰着头看我,眼睛糊成一片。我膝盖一软,也跪了下去。

“娘……”我嗓子眼儿里挤出一个字。这个字我从来没有喊过。爹没教过,我也从来没有机会喊。嘴唇动了动,又喊了一声,“娘……”

老太太一把抱住我,放声哭。

大哥也哭了。他跪在那里,一边哭一边捶地:“爹说您死了,爹说您死了啊……”

那一晚上,我们谁都没有走。

老太太把她养的老母鸡杀了,给我们炖了半锅汤。又和面擀了面条,一人一碗。我们坐在灶火前,火光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她絮絮叨叨地问些鸡毛蒜皮:吃不吃饭好?夜里盖不盖得暖和?有没有说上媳妇?大哥说还没有,她叹了口气。

二哥说:“娘,您跟我们回去。”

老太太摇头:“我不回去。我在这边还有一亩多地,能养活自己。你们能来认我,我就知足了。”

“啥知足不知足的,”大哥闷声说,“明天一早,套车拉您一块儿走。”

老太太看看大哥,又看看二哥,再看我。眼里的泪就没干过。最后她点了点头。

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把老太太锁的那扇木头门打开。她收拾了两个包袱,一件旧棉袄,一个掉了漆的梳妆盒,里面裹着她认亲的那半块银锁。

我们赶着板车,拉着她往回走。路过那条田埂,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几亩麦茬地,嘴里念叨了一句:“麦子收完了,心也落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悄悄把那半块银锁和自己的那半块扣在一起,捏在手心。上面还带着她的体温。

后来,村里人都知道老罗家那个跑了十几年的娘回来了。有人嚼舌根,说三道四,大哥也不理会。他说:“她是我娘,这是改不了的事。”

老太太在我们家住了三年。到第三年初冬,她夜里睡觉,再没醒过来。走得很安详。

下葬那天,大哥把那两块合拢的银锁放到棺材里,说:“娘,下辈子您还认我们,我们还给您做儿子。”

坟头的新土堆起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天麦田边的情景。她死死拽着大哥的袖子,手像干柴一样,却不松。那时候我以为她是赖账,后来才明白,她拽住的是丢下了十几年的念想。

一个娘,能把孩子扔下十几年,可心里从来就没放下过。

那块银锁,后来我再没见过。但娘那句话,我一直记着:“麦子收完了,心也落了。”

那年年头,日子都过得紧巴,可我们三兄弟心里,都落下了一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