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北京一间办公室内，庄田接到总政治部干部的电话。对方没有透露调令细节，只说萧华副主任要找他谈话。对于一名长期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来说，这种谈话往往意味着新的任务，也意味着要离开熟悉的岗位。
庄田赶到后，萧华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中央军委的决定：“组织上准备调你到海南军区，兼任第四十三军司令员，那里情况复杂，责任不轻。”
庄田听完，只简短回答：“服从命令，坚决执行。”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海南岛解放较晚，部队建设基础相对薄弱，驻地条件也比较艰苦。萧华谈到这些情况时，特别提到庄田的新搭档是谢镗忠。庄田一听，脸上露出熟悉的神情：“我和谢镗忠同志共过事，彼此比较了解。”
有意思的是，萧华并没有顺着这份熟悉继续往下说，反而提醒道：“认识归认识，工作上不能搞山头主义。”
这句话，分量很重。
在军队中，老战友之间有信任，办事容易形成默契，这是长处；但如果把私人关系带进组织工作，形成小圈子，就可能影响团结，甚至损害集体决策。萧华的提醒，实际上是对两人的要求：既要相互支持，又必须把原则放在前面。
庄田并非临时被推上高级岗位的将领。他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和部队建设，曾在苏联军事学校学习，也担任过红军学校教员。按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他已有不少军事阅历，似乎没有必要再回到学校。
但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后，庄田却主动写信给刘伯承，要求进入学院学习。有人对此不太理解，他的回答很实在：“过去学到的东西，不能代替今天的需要。”
当时人民解放军正从战争环境下的作战力量，逐步转向建设现代化国防军。军兵种协同、正规化训练、参谋业务和现代军事理论，都需要重新补课。庄田明白，打过仗不等于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军队，指挥过部队也不等于掌握了现代战争的全部规律。
进入军事学院后，他被编入高级系。学习期间，他没有摆老资格，既按要求完成课程，也参与教研室的调查研究和教学讨论。刘伯承看中他的实践经验，便让他协助高级系改进教学内容。庄田既是学员，也是“编外教员”，这种身份转换并没有让他感到不自在。
相反，他经常把战场上的经验带进课堂，再用课堂上的理论重新检视过去的作战方法。这样的学习，并不是为了取得一纸文凭，而是为了适应军队转型中的实际需要。
1952年离开学院时，刘伯承曾邀他到家中长谈。谈话涉及军事教育，也涉及干部在新岗位上的责任。庄田后来被调往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担任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正是把所学内容用于部队建设的一次检验。
他抓训练，也抓制度。对训练部和各教研室的工作，要求有计划、有检查、有落实，不允许停留在口头上。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庄田被授予中将军衔。面对这份荣誉，他没有把军衔当成个人资本，而是把它看作继续工作的责任。
海南任职后，他没有急着推翻前任留下的部署。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庄田先到基层了解情况，听取各单位汇报，再结合海南的地形、交通、部队分布和可能面临的作战任务，逐步提出调整意见。
他明白，纸面上的方案再完整，也必须经得起当地实际情况的检验。经过多次研究和会议讨论，海南军区对作战准备和部队建设作出新的安排。彭德怀到海南视察时，听取庄田汇报后，认为相关方针抓住了关键，符合当地实际。
庄田与谢镗忠的合作，也没有变成所谓的“老关系”。两人有过共同经历，沟通确实方便，但重大事项仍按组织程序办理，分工明确，遇到不同意见则摆到会议上讨论。熟悉关系被用来提高效率，而不是用来排斥别人。
他的作风还体现在家事上。成为高级干部后，亲属托人求情、希望调动工作的情况并不少见。庄田对此态度很硬：有能力就凭本事争取，没有能力就把本职工作做好。他没有利用职权为子女和亲属开方便之门，家里人也不能因他的身份获得特殊照顾。
1992年4月25日，庄田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那句“别搞山头主义”，并不只是一次谈话中的提醒，也贯穿着他处理同志关系、组织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分寸感：可以讲感情，但不能让感情替代原则；可以有经验，却不能拿经验拒绝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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