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中国人取代了其他所有种族，我们会觉得很遗憾。”
这句话写在1922年11月的一份旅行日记里。
落笔的人两天前刚在上海靠岸。
他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四十三岁。
那时候诺贝尔奖还没落到他头上。这是中译。
德文里那个词译成“取代”准不准，我没本事核，只能照印出来的抄。
11月13日，日本邮船“北野丸”进黄浦江。
船从马赛开出，经苏伊士、锡兰、新加坡、香港，一路向东。东京那边排着一串讲演，上海只是中转，停一天。
第二天船就开了。
账不能只算这一回。同年12月31日，他从日本返程，又靠了一回上海，这回待到1923年1月2日。
两次加一块儿，四十八小时上下。
所谓“待了两天”，是这么凑出来的。
这四十八小时里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奖。1922年11月10日，斯德哥尔摩公布，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补授给爱因斯坦。
那一年这个奖空着，评委会转手把账记到了他头上。电报发出来的时候，他人在海上。
电报是怎么追上他的，有两种说法。
一说13日他刚在上海落地，瑞典驻沪总领事就把正式通知送到了手里；一说是他人到了日本才看见白纸黑字。
我倾向前一说。理由也简单，10日公布，13日到沪，中间隔三天。
这三天里让电报追上一条船，我估摸着不算难事吧。
一个刚被通知拿了诺奖的人，走在上海的街上，眼睛往哪儿看？
他先看吃相。
日记里说，中国人吃饭不坐凳子，蹲着吃，像欧洲人在树林里那样。看人。落下的词有三个，勤劳、肮脏、迟钝。还有这块地方的规矩。
租界里的白人和街面上的华人，中间隔着一层等级，连路面的干净程度都分了家。
这条他写得绕，大意如此。然后就是开头那句。今天读，扎人。对照着看，更有意思。同一本日记里，他对日本人客气得多，夸人家有礼、干净、懂艺术。还得说一句，他那双眼睛不是在上海才睁开的。
船一路停过来，香港、新加坡、锡兰，码头上的中国人他看了好些天，挑担的、拉车的、蹲在墙根吃饭的，都见着了。上海是他把这一路印象落笔的地方。
这两天他去了哪儿、见了谁、桌上摆的什么菜，日记里交代得稀。我不替他补。定得住的，只有几场宴请、几趟车过街。剩下的空白就是空白。
往回倒一年半。
1921年3月，蔡元培到柏林，登门请爱因斯坦去北大讲学。
爱因斯坦应了。这件事在中国学界传得很开。北大那边开始张罗接待、排课、凑讲演费，一桩桩，办得挺认真。后来就黄了。
日本那边先把一个多月的讲学定死了，北大这一站只能往后挪。
拖到1922年冬天，爱因斯坦从日本写信给蔡元培，大意是行程赶不上，此番不能北上。1923年1月2日，船离上海往西，去巴勒斯坦。
中国这一站，从名单上划掉了。
蔡元培等了将近两年，等来一封信。
这笔账怪谁？
日本那边的行程排得长，邮船又慢。
那几年，一封信在海上漂一个多月呢。
再算上那时候的中国，请人来讲学，蔡元培能靠的，也就是私人交情和一个校长的面子。1922年12月31日，“北野丸”返程又靠上海。
这一回他在上海跨了年。
1923年1月1日，元旦，人在这座城里。这一天他写了什么，我手上没有靠得住的东西，不编。
1月2日，船开。这本日记写完就收起来了，九十六年里没人见过。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把德文原文整理成书，出了英文对照版。书名《爱因斯坦游记：远东、巴勒斯坦、西班牙，1922—1923》。
书一上市，舆论炸了。我念中学那会儿，教室后墙的名人名言里就有一句他的，旁边配一张吐舌头的照片。那时候没人跟我们说，这位还在私人本子里写过上面那些话。有人替他圆。
那是1922年，一个欧洲人坐在殖民地的码头上，看见的是苦力、是蹲在路边吃饭的人。
你不能拿今天的尺子去量。有人不接这个圆。他能算准光线怎么绕过太阳，看人却只看出三个词。说实话，这两句我都听，也都不全信。
日记不打算发表，是写给自己看的账本。
字迹潦草，也没人管。
给自己看的东西嘛，最容易露底。
他后来没删，也没改口。本子跟着他从柏林漂到美国，最后进了耶路撒冷的档案馆。
1923年1月2日，“北野丸”离沪。
此后他一辈子没再踏上中国的土地。
那本日记被人翻开，翻到1922年11月那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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