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八年，京城怡亲王府，病中的胤祥接到一捧来自涞水县的泥土。他捧在手里看了许久，随后取少许吞下，说道：“如此，则臣心安而子孙蒙福矣。”这件小事，恰好显出他的分寸：受宠，却不敢逾越；得势，仍把自己放在臣弟的位置上。
雍正原本想把一块“上吉”之地留给胤祥，让这位弟弟百年之后仍能与自己相伴。胤祥却坚辞不受，另请一处与臣子身份相称的墓地。对皇帝而言，这不是简单的谦让，而是一种让君臣关系长久维持的清醒。
这种分寸感，并非雍正朝才突然出现。胤祥生于康熙十九年，生母章佳氏出身包衣，家世并不显赫。章佳氏在康熙三十八年去世，后来才被追封为敏妃。胤祥没有显赫的母族，也不像皇长子、皇太子那样拥有早早聚集起来的政治资源。
但康熙对这个儿子并不冷淡。胤祥少年时便随驾出巡，康熙三十七年以后，多次在巡幸、谒陵和驻跸活动中见到他的身影。清代皇子教育极严，既要通晓满汉蒙古文字，也要学习经史、算学和骑射。胤祥在书法、骑射方面都有一定造诣，史料称其“精于骑射，发必命中”。
更重要的是，他与皇四子胤禛很早便建立了亲近关系。雍正后来追忆幼年往事，说康熙曾命自己教胤祥算学，兄弟二人朝夕讨论，每年出塞也相互陪伴。这里面既有手足情分，也有共同成长形成的信任。胤禛看重的，显然不只是一个听话的弟弟。
康熙四十七年，太子胤礽第一次被废，诸皇子之间的矛盾迅速公开化。胤祥在这场风波中受到牵连，相关记载却十分简略，究竟因何被冷落，至今难有确定答案。康熙四十八年重新分封皇子时，已经成年的胤祥没有获得爵位，这种反常待遇说明他一度处在皇帝的审慎观察之下。
也正是这段沉寂岁月，使胤祥避开了更激烈的争储冲突。他没有形成独立党羽，也没有留下争权夺利的明显把柄。雍正后来能够放心使用他，除了兄弟感情，还有一个现实原因：胤祥没有自己的政治山头，办事时更容易把皇帝的意图贯彻到底。
康熙六十一年，胤禛即位。第二天，胤祥便被封为和硕怡亲王，并奉命管理户部三库，成为总管事务大臣之一。一个在康熙晚年没有爵位的皇子，突然被推到财政中枢，这不是普通的封赏，而是雍正对其能力和忠诚的一次集中下注。
雍正初年，朝廷最棘手的并非礼仪，而是钱粮、亏空和积案。胤祥负责清理旧账，采取限期办理、考核勤惰的办法，很快把堆积多年的事务理出头绪。会考府成立后，他又核查户部出纳，查出二百五十余万两亏空。涉及王公勋贵时，他没有因为对方身份而放松标准。
有人托关系求情，他只回答：“国事有章程，不能因私情改变。”这类话未必真是原句，却符合他处理政务的风格。胤祥并非只替雍正传话，而是能把模糊的要求化为具体制度，再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执行下去。
雍正对他的使用，也远不止户部。改造旧王府、筹办陵寝、整顿水利、管理皇子事务，许多繁杂差事都交给怡亲王。军务方面，胤祥支持年羹尧在西北获得较大自主权，认为既然受命统兵，就不应层层掣肘。后来岳钟琪受到攻击，他又据理为其担保，称其“才识兼备，赤心为国”。
所以，所谓“常务副皇帝”，并不是正式官称，而是后人对胤祥权力范围的概括。他没有皇帝名义上的权力，却经常处理皇帝最不愿亲自周旋的难题；他也不是一味迎合，而是敢于在关键问题上提出判断。雍正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既忠诚又能办事的人。
胤祥的俸赏同样耐人寻味。雍正元年，皇帝按康熙年间亲王标准赏银二十三万两，理由是弟弟在康熙晚年长期受压，家计窘迫。胤祥多次推辞，最终只接受十三万两。雍正还准许他支用官物六年，他依旧谢绝。能拒绝的赏赐尽量拒绝，能承担的事务绝不推脱，这让君臣之间少了许多猜疑。
雍正七年以后，胤祥身体明显恶化。太医院院使刘声芳被调任户部侍郎，便于照料他的病情，但胤祥仍奔走于各地，常常深夜才得进食。雍正八年五月初四，胤祥病逝，终年五十岁。雍正辍朝三日，亲自祭奠，并命恢复他名字中的“胤”字，配享太庙。
按照亲王承袭惯例，怡亲王爵位本应递降，雍正却特许其子弘晓承袭亲王，并永不递减。自此，怡亲王成为清代第九个铁帽子王。这个爵位，既是对胤祥功劳的确认，也是雍正用制度固定兄弟关系的方式。胤祥一生没有坐上皇位，却在雍正最需要的时候，承担了最接近皇帝核心的那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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