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转业调到了没人愿意去的单位，晚年退休之后，大家都很羡慕

1986年，我从部队转业回来，分配表上写着“山口水文站”。

办手续那天，负责分配的人把表往我面前一推，说：“还可以再等等，兴许有别的空缺。”

我问他，水文站缺不缺人。

“缺。”他看了我一眼，“就是因为没人愿意去，才一直缺。”

那时我二十六岁，结婚刚两年。水文站在山里，从山下镇子走过去，还得踩半个多小时的土路。站里只有一排平房，冬天烧煤炉，夏天蚊子多。遇上汛期，夜里也得起来看水位。

我签了字，回家才告诉妻子秀兰。

她正蹲在门口洗衣服，手停在水盆里：“你不是说，转业回来就能住在镇上，晚上在家吃饭吗？”

“站里缺人。我先去看看。”

“你已经签字了，还怎么看？”她把衣服拧得滴水，声音不高，却让我没法接话。

第二天送我上山的，是从前一起当兵的老周。他转业后去了镇上的单位。到了站门口，他朝那排低矮的房子看了半天，问我：“真不再去问问？大家躲都来不及。”

我说已经定了。他没有再劝，只帮我把铺盖卷搬进宿舍。临走时，他拍了拍我的肩：“有难处就说。”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沿土路往回走。那天傍晚，雨落在铁皮屋檐上，声音大得像有人不停敲门。我第一次明白，这地方没人愿意来，不只是因为偏。

站里每天要按时量水位、记雨量，把数字报上去。开始我觉得，这活和在部队值勤差不多，守住钟点就行。老站员纠正我：“钟点要守，数也得看懂。水不会照着表格涨。”

我跟着学认水尺、校雨量筒，把每次读数抄两遍。一个月后，我能独自值夜班了。那阵子秀兰来过一次，带了一罐腌菜。她走进宿舍，摸到被角是潮的，半天没说话。

送她下山时，她问：“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

我原想说，等有机会就调走。话到嘴边，却想起这一个月里没人再替我值夜班，便说：“我也不知道。”

她把空罐子的布袋塞给我：“不知道就别拿‘先看看’哄我。你每周哪天能回家，给我个准话。”

我们在路边站着商量了很久。最后定下，平常我每周回家一趟；遇到汛期走不开，就提前托人带信。秀兰说，她不是非要我换工作，她只是不能一直等一个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的人。

第二年夏天，连下了几场雨。一天夜里，河水涨得快，水尺上的数字每隔一阵就变。我披着雨衣出去读数，回来擦干记录本上的水，再打电话往上报。值班室的电话线被风吹得忽通忽断，我报完一遍，又拨过去核对了一遍。

天亮后，雨小了。我靠着桌子睡着，醒来时看见秀兰坐在对面。她是听说山里雨大，走到半路遇见修路的人，绕了一段才到站里。

她看见桌上的记录本，问：“你一晚上都没睡？”

“水涨得快。”

“那你给家里带个信，总能挤出一句话吧？”

我想解释电话不好用，她却先把饭盒打开了。饭已经凉了，里面的馒头还用布包着。

“我不是来叫你别干了。”她说，“我怕你忙着顾这条河，把家里人忘了。”

那天之后，我在值班安排定下来时就告诉她哪几天不能回家。站里后来添了人，轮班有了余地，我也尽量不让她每次都只能猜。

儿子上小学时，我答应去看他的演出。那天碰上临时加测，我赶到学校，教室门已经关了。秀兰没替我说情，只让我自己跟孩子解释。我蹲在儿子面前，说我答应了却没做到，对不起。下次有要紧的事，我会先确认能不能去，再开口答应。

这些事都不大，却比值夜班难。我会量水，却花了好几年，才学会不拿工作忙当作家里人该体谅我的理由。

老周偶尔来站里看我。头些年他每次都问：“还没想过调出去？”

我说想过。有一年冬天，站里的窗缝透风，我手上生了冻疮，写字一碰纸就疼。秀兰也盼我离家近些。可新来的小伙子不会看汛期的记录，老站员又快退休，我舍不得在那时走。

“等人带出来再说。”我告诉老周。

他笑我这话说了不止一次。我没反驳。后来我也确实有过能调走的机会，回家和秀兰认真商量过。那时山下的路修好了，站里也装了电话，她说：“你要是真想留下，就留下。但别再说是因为走不了。”

我点了头。此后再有人问起，我就说，是我自己愿意干。

站里的房子翻修过，水尺换过，报数的办法也变过。刚有电脑那几年，我对着键盘找一个数字键都慢，年轻同事小许坐在旁边教我。我学会录数据，又带他沿河走，告诉他哪处弯道涨水时读尺要格外小心。

有一回，他见我把旧记录本拿出来对照，问：“电脑里不是都有了吗？”

我说：“有。可你得先知道自己填进去的数像不像真的。”

他笑着把本子接过去，跟我核了一下午。再后来，轮到他教新来的同事用设备，我就能放心把夜班交出去。

2020年，我六十岁，办了退休。离站那天，小许把钥匙收好，我却又回头看了一眼水尺。它立在原来的地方，旁边已经有人值班了。我空着手往山下走，走到半路，才想起这回不用赶着在交班前回来。

退休头一个月，我每天清晨还会醒，听见雨声就想摸手电。秀兰笑我：“你现在不用报水位了。”

我说知道。可人一下闲下来，知道和习惯是两回事。

我试着把日子重新排起来。早上陪秀兰去买菜，回来做饭；天气好，就沿着山下的小路走走。小许有时来家里坐，聊站里的新设备，也说起谁把读数写反了。我听完会着急，问他们核实没有。他说：“核实了，您退休了，别替我们值班。”

我这才慢慢习惯，有些事能交给别人。

去年老周来我家，秀兰正在院里晒被子，我在桌边修一只旧凳子。他站在门口看了看，说：“你现在比上班时还忙。”

我让他坐。他却说，路上碰见几个当年的转业同伴，大家聊到退休后的日子，都提起我。

“说羡慕你。”他端起茶杯，“一开始谁都觉得你去错了地方。现在你身体还算硬朗，和秀兰能一起过日子，站里的年轻人也惦记你。你走了那么多年山路，倒把自己的日子走稳了。”

我放下手里的螺丝刀，没马上说话。老周知道我曾经错过儿子的演出，也见过秀兰在雨里上山找我。他说的那些，并不是我签字那天就能得到的。

秀兰在院里听见了，隔着窗说：“他刚去那几年，我可没少跟他吵。你们要羡慕，得连那些日子一起算上。”

老周笑着说：“是，不能只看现在。”

几天后，小许送来一本新的站务记录样本，让我看看其中一页旧水尺位置的说明有没有写清楚。我戴上眼镜，指出图上的一道标记画偏了。他当场改好，又把本子合起来带走，没叫我替他做别的。

傍晚，我和秀兰出门散步，走到能望见山口的地方停了停。那条进站的路早已铺平，年轻人骑车来往，不必像1986年那样踩着泥走。

我对秀兰说：“那年签字，我真没想到会在那儿干到退休。”

她说：“我也没想到。”

她朝我伸出手，催我继续往前走。退休以后，老周他们说羡慕我，我心里高兴。但我最清楚自己得到了什么：那个当年没人愿意去的水文站，让我有一份做了许久、到老还愿意说起的工作；而山下这条回家的路，是我和秀兰一趟一趟走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