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深夜,上海虹桥疗养院,张澜和罗隆基正被武装人员严密看守。病房外枪声隐约可闻,街道已经戒严,一辆挂着警备司令部标志的汽车突然停在院门口。

来人是阎锦文,国民党上海警备区稽查处第三大队副大队长。他提着手枪闯进病房,故意厉声喝道:“张澜、罗隆基,奉命转移,马上跟我走!”

这副架势,任谁看了都以为是押解。可就在几个小时前,阎锦文已经做了一件极冒险的事:他把原本守在张澜病房附近的三名杀手,悄悄换成了自己的亲信。

张澜当时年过七旬,疾病缠身,右半身不遂,眼疾也很严重。上海局势越乱,他的处境越凶险。国民党当局担心这位民盟领袖北上参加新政协,便把他视作必须控制的人物。

张澜并不是突然站到共产党一边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努力斡旋国共矛盾,支持和平建国。可蒋介石坚持召开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民盟拒绝参加,组织随即遭到查封。

1948年春,民盟在香港恢复活动。张澜虽被困在上海,仍明确支持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政治方向。1949年初,李宗仁派人劝他出面调停,他没有接受,直言局势已经不是简单的党派争执,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

这番表态,使监视进一步收紧。张澜住进虹桥疗养院后,院外有便衣守候,病房附近也被安排了人员。上海警备系统甚至拟定了处置方案,一旦命令下达,便将张澜、罗隆基押往江边。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关于命令究竟由谁下达,史料和当事人回忆并不完全一致,日期也有不同说法。但有一点相当清楚:上海解放前夕,张澜、罗隆基确实面临被强行带走甚至杀害的危险。

阎锦文原本就是警备系统中的人员,过去还参与过搜捕地下人员。他并非中共地下党员,真正促使他改变选择的,是旧交杨虎的托付。

杨虎是国民党元老,晚年与蒋介石矛盾加深,抗战时期又受到周恩来人格和主张的影响。得知张澜危急后,他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安排营救,并让女婿周力行、旧部阎锦文参与其中。

杨虎对阎锦文说:“张澜先生是我敬重的人,这件事一定要办成。”阎锦文没有多讲,只答应设法把人带出去。

计划最难的一步,是让张澜相信押解者不是来杀人的。阎锦文带人进入病房后,张澜拒绝离开。罗隆基也警惕地问:“你凭什么证明是杨先生派来的?”

阎锦文一时拿不出凭据,只能让预先安排的联络人田淑君打电话确认。电话接通后,张澜才知道眼前的“押解”其实是一次冒险转移。

阎锦文让人搀扶张澜上车,自己驾车避开大路,钻进上海复杂的街巷。沿途遇到盘查,他谎称车里一人是父亲,一人是哥哥。这个说法听来简单,却为车辆通过争取了时间。

追兵很快发现异常。汽车接近杨公馆时,阎锦文只得弃车,命令潘云龙、庄儒伶背起张澜,穿墙越院向安全地点转移。抵达杨公馆后,院内又出现一批持枪人员,阎锦文误以为追兵赶到,拔枪准备应对。

田淑君连忙拦住他:“阎先生,都是自己人。”原来杨虎已经联系地下党,请他们派人保护。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有数日,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让营救功亏一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亲自到杨公馆看望张澜,张澜随后与民主党派人士发表声明。6月18日,他启程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

阎锦文没有把营救之事当作邀功资本。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张澜每次在北京见到他,都会设宴相待,并托夫人表达谢意。

多年以后,阎锦文只提出一个请求,希望把退休改为离休。有关部门核查其经历后,邓颖超作出批示,确认营救张澜、罗隆基是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行动,准予享受离休干部待遇。阎锦文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也由这次营救行动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