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福建漳州桥南机场，红一方面军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的战士们围住两架来不及撤走的飞机。机场硝烟未散，机身上还留有战斗痕迹。谁也没有想到，其中一架飞机后来会被命名为“马克思”号，并由一名朝鲜籍飞行员驾驶，短暂出现在中央苏区的天空。
当时，红一方面军东路军攻入漳州，击溃闽南军阀张贞部。部队进入机场后，发现一架美制柯塞式侦察机和一架英制阿弗罗“飞鸟”式通信教练机。前者曾在龙岩上空执行任务，已经受伤；后者发动机尚在运转，飞行员正准备离开。
红军宣传队员吴德华、康发起和李云桂迅速上前，用手枪控制住飞行员。这个细节颇有意味：红军缴获过枪炮，却很少接触飞机，面对这件新式装备，既兴奋又陌生。飞行员表面答应合作，实际上却悄悄放掉了蓄电池的电。
飞机能不能动，不能只看发动机。漳龙汽车公司的张国材、陈文川赶来检查后，才发现蓄电池已经彻底没电。陈文川随后设法从中兴机器厂配来缺少的螺丝，又借助汽车发电机重新充电。没有专业设备，便用手头条件抢修，这正是苏区早期航空尝试的真实处境。
林彪得知机场缴获飞机，立即要求严加保护。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也赶到现场，在林彪、王良、罗瑞卿等人陪同下察看飞机。那架可以使用的阿弗罗“飞鸟”式教练机，被正式命名为“马克思”号。至于另一架受损飞机，后来却屡被照片误注，成为传播中的一处混乱。
更大的难题随即出现：谁来把飞机开回瑞金？
起初，林彪、聂荣臻曾考虑让被俘飞行员执行任务。周恩来得知后提出批评，理由很直接：“用俘虏驾驶飞机，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不是谨慎过度，而是当时苏区根本承受不起一架飞机和一名重要人员同时损失的风险。
于是，中央方面设法寻找可靠飞行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后来回忆，上海临时中央不久派来一名朝鲜籍同志，将“马克思”号飞回瑞金。聂荣臻在回忆中也只称其为“朝鲜同志”，并未留下完整姓名，这使他的身份长期笼罩在史料空白中。
有人曾把这名飞行员认作冯达飞。这个说法很难成立。1932年春，冯达飞正在湘赣苏区参与红八军的军事工作，并非能够随时赶赴漳州执行飞行任务的人。现有材料更支持另一种判断：驾驶“马克思”号的，是朝鲜人陈德群。
陈德群的名字还存在异写。蔡孝乾后来撰写《江西苏区》时，将其写作“陈德勤”，并在括号中注明“群”。这份回忆材料不能全盘照收，但其中关于陈德群的片段，仍然提供了其他资料难以替代的线索。
据相关记述，陈德群原名李汉贞，1902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钟城郡，青年时期曾在日本殖民当局开办的飞行学校学习，未完成学业便前往上海，参加朝鲜独立运动。此后，他进入上海韩人支部和反帝组织，后来受派前往江西苏区。
“马克思”号抵达瑞金后，并没有形成稳定的航空力量。叶坪只修建了简易机场，飞机维护条件也十分有限。1932年5月1日，陈德群驾驶飞机飞往漳州上空，散发纪念五一劳动节的传单。这是红军航空史上极为罕见的一次宣传飞行。
返航途中，飞机因航向偏差迫降在会昌、寻乌一带，机身受损，陈德群也受了伤。由于迫降地点接近赤白交界区域，组织上曾对事故原因产生疑问，甚至怀疑他在政治上动摇。这样的判断后来影响了他的工作安排，却未必能够证明事故另有原因。
飞机无法修复后，陈德群被安排到红军学校担任教员，后来又与蔡孝乾一同在苏区反帝大同盟工作。蔡孝乾回忆，两人曾经交谈甚多，陈德群熟悉飞行技术，也有朝鲜革命者的经历，只是一次迫降，使他长期背负“犯错误”的组织结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德群因曾受处分，被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春，江西苏区进行突围时，他与另一名朝鲜同志崔音波辗转抵达上海，随后在法租界寻找组织关系时被捕，并被移交给日本殖民当局，后来在新义州被判刑三年。
此后，陈德群的踪迹便逐渐中断。“马克思”号只飞行了很短时间，陈德群在中国革命史中留下的记录也极其零散。飞机有明确的名字，驾驶员却没有留下完整的结局，这种反差，正是那段复杂历史中难以补齐的一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