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刚开始找工作的小镇做题家都有过这样的想法——等我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就能生活得像样些！
只是现实总不太配合：房租是按时扣款的，工资是会姗姗来迟的，地铁上是无需扶手也能站稳的（因为根本没有留给大家跌倒的空间）。
偶尔遇到一件荒唐事，大脑做出的第一反应还是先判断它值不值得生气——毕竟，生气也是耗费血条的。
于是我们学会了在玻璃渣中找糖吃，仿佛只要还能笑得出来，生活就还不算完蛋。
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经历也是这样。
1997年，她凭借一部长篇小说《微物之神》摘得布克奖，一脚踏入世界文学的视野。此后，她既写小说，也写政治，以鲜明的立场和对社会不公的持续批判而闻名。
但，在成为声名显赫的作家之前，她也曾是一个离开充满伤痛的家庭、独自在大城市德里谋生的独身女人：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为钱发愁，在职场受气，还要时常提防一帮男人不合时宜的热情。
面对这种窘迫，她内心有愤怒、会恐惧、会幻想报复，也会用恶作剧般的幽默让那些给自己难堪的人出丑。下面这段文字，写的就是她在德里的生活。
*以下内容摘自《我的风暴，我的庇护所》。
到德里后，我烧掉了那些被臭虫侵占的衣服，然后在国家城市事务研究所找了份临时工作，那里的负责人是我从前的毕业论文导师，他了解我的工作能力，从来不曾以貌取人 ——那时候的我总穿着破旧的衣服，身形消瘦，还老被严重晒伤。我被派去帮忙打理他们的内部刊物《城市印度》。（在那里短暂任职期间，我曾担任过其中一期的客座编辑，还在那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算是某种城市超现实主义作品。）
巷子很窄，排水沟里全是动物内脏和垃圾，路上密密麻麻挤满了卖烤肉和印度香饭的小餐馆以及出售护身符、缎面供布和圣陵微缩模型的店铺。
猫一般大的老鼠，皮毛硬挺扎人，叼着食物和朝圣者的臭鞋四处乱窜。乞丐们沿着巷子一一排开，有些缺胳膊少腿，带着触目惊心的伤病，像店主展示商品似的把这些暴露在外。
每逢周四，最棒的卡瓦利歌手会演唱到深夜。
要是夜阑人静，微风恰好朝我这边吹来，我从露台上就能听到隐约的歌声——房东将露台当作废品站，而我常坐在露台的低矮护墙上抽烟。
我的老朋友巴哈杜尔，也就是建筑学院那个镶金牙的门卫，他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片废弃穆斯林墓园里，独自守着一间棚屋。
我去看他时，他会从地下的洞里（他的食品储藏室）挖出一瓶藏好的廉价酒，请我一起喝。
我房间的地面是红色的水泥，总让我想起喀拉拉邦。窗户用木板封着，因为大部分窗玻璃都碎了。
我睡的是charpai——一种用绳子编的吊床，其他家当只有一个matka——装饮用水的陶土水罐，和一个放衣服的硬纸板箱。
我唯一缺的就是钱。我随时随地都在想着钱，几乎容不下别的事。完全独自一人活在这世上，同时几乎身无分文，这让我焦虑得无法动弹，但我从没想过要回到洛伊夫人身边，我能很清楚地看见回去之后的结果，我的毁灭就像一场电影，时刻在我眼前放映。
无论怎么精打细算，我的工资都不够用。
每个月最后一周我都会向我的朋友兼大祭司卡洛借两百卢比，等到发工资那天再还他。他住得很近，我们常常一起共度夜晚的时光，有那么一阵子，我们越了界，进入了另外一种关系，但我俩很快就意识到，那并不是我们友谊的本质。（因为我才二十二岁，而他已经 “是个糟老头子了，阿兰达蒂娜”。）
我那点微薄的工资差不多一半都要用来交房租，租金是每个月七百卢比。
上班得租自行车，一小时一卢比。这本不该是什么折磨人的事，城里成千上万有工作的男人都在骑着车长距离通勤。
但对女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总会被人追赶、被吹口哨、被死盯着看。我唯一的备选是挤公交，可那样就得屈服于一天两次被猥亵的事实。
这一点，再加上原本累积的一切，时常让我的大脑停止运转。我没有多余的带宽去容纳德里的那些男性通勤人士，在他们眼里，女乘客只是随时可被伸手取用的零食。
这种屈辱感让我在自怜与暴力复仇的幻想之间反复拉扯。
有些日子，我会中途下车步行，恨自己控制不住羞耻与愤怒的泪水。而这样的事，成千上万的女人每天都在忍受。
| 电影《女性日常》中，公交车上的少女被猥琐的陌生男人凝视、骚扰
骑车到办公室大约要半小时，我时常幻视 JC 那位漂亮的母亲开着车在红绿灯路口处追上我，因为我对她宝贝儿子做的那些事，一枪崩了我的头。
国家城市事务研究所里有个极其反感我的注册官，一些日子里，他会开着单位的吉普车超过我，得意扬扬地冲我笑，要是我迟到了哪怕几分钟，他都会记我旷工，这意味着要扣掉一天的工资。
他大概起得比我晚得多，有温顺的妻子端上热早餐，然后开车去办公室，盘算他那点睚眦必报的小伎俩。
就是通过这些细微而不断累积的经历，我才明白，即便洛伊夫人赐予了我那么多社会优势，这世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报复注册官的方式是在漫画里丑化他——他那胡子就适合被画到漫画里——然后把画扔在办公室各个地方，让大家都能看到。
我没有厨房，也没有温顺的妻子替我准备早餐，所以每天早上，我会和那些在圣陵周边巷子里讨生活的乞丐、流浪汉一起，在路边摊上喝茶吃早点。
不上班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都和“工作”时那副故作可怜的样子截然不同。
他们时常旁敲侧击地探听我的生活，我则故意半遮半掩、含糊其词地回应，一来二去，他们断定我是某个贩毒集团头目的情妇。就像卡洛说起在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地毯上拉屎那件事时的态度一样，对于他们的询问，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因为我觉得，要是让大家以为我有帮派背景，我或许就能多一些保护。
每天傍晚，当我从大路拐进圣陵区域时，我的早餐伙伴们会笑着和我打招呼：Aaj bhi bach gayi？“又平安度过了一天呀？”仿佛他们认定我会遭遇某种可怕的意外，加入他们的行列似的。
我只有我自己，所以很小心，尽量不做太蠢的事，但其实，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很安心，远远好过和办公室里某些男人共处的感受。
办公室里有位前警务总监，功勋满身，退休后在研究所找了份工作。他偶尔会半夜跑到我家，砰砰地砸通往我房间的后巷楼梯底下的门（也就是所谓的“用人入口”）。
他显然是从他的朋友注册官那儿弄到了我的地址。
凭借着当警察的经验，他肯定很清楚，要是真闹起来，我俩各执一词，我作为一个名声不好、举止无礼、无家可归的独居女性，根本毫无胜算。
我坐在街道上方高高的护墙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科塔亚姆圣诞老人以及摸人后背的工程师叔祖父行列的又一新成员——而他则会急切而无声地恳求我给他开门。
在大麻效力的保护下，我既不害怕也不生气，只是全然地冷漠。他看起来就像一幅突然活过来的丑陋文身。
第二天，单纯为了让他摸不着头脑，在办公室见到他时，我会阳光灿烂地和他打招呼，仿佛前一晚什么事也没发生。这种不计后果的鲁莽，反倒缓解了我的焦虑。
即便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在哈兹拉特·尼扎穆丁·奥利亚圣陵周边的生活，也要比在果阿的嬉皮天堂快乐得多。
对洛伊夫人和哥哥来说，我已经人间蒸发。他们没法联系到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说实话，那段日子里，我自己都不太清楚我身在何处，也快找不到自己了。
然后，毫无征兆地，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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