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天是10月22日，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一个普通网民，这几年我借着出差、自驾的机会，断断续续寻访了几处长征路上的红色旧址。2023年秋天从邵阳经炎陵上井冈山，2024年底从北京自驾去深圳时在瑞金住了一晚。我还去看了遵义会议旧址和茅台镇，并在苍茫夜色即将降临时，凭吊了娄山关战役旧战场。说实话，走在罗霄山脉的盘山路上，即便今天有高速公路，弯道一个接一个，也让人觉得这里真的是山高林密。到了井冈山，看了茅坪、茨坪，最让我感慨的还是革命时期的当地老百姓。红军主力1929年初下山之后，国民党军队杀上井冈山，喊出的口号是“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这不是一句吓唬人的话，大小五井、茨坪这些红军住过的地方被列为“重点血洗区”，小井红军医院里来不及转移的一百三十多名重伤病员被残酷杀害。行洲村的老百姓舍不得红军标语被毁，用黄泥巴把整面墙糊起来，才躲过白军的眼睛，一直保护到革命胜利。在井冈山那几天，我反复在想一个问题：老百姓为什么要拿命去护着红军？答案其实不复杂，红军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2）2024年底我到了瑞金。那次行程很紧，只住了一晚，来不及深度参观，但在瑞金，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件事：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曾经非常苦闷。从1931年赣南会议开始，他先后失去党权、军权、行政领导权，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在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他住在东华山、云石山的古庙里，还患上严重疟疾，靠傅连璋医生及时救治才脱险。一个亲手把根据地从无到有创建起来的人，被说成“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遭到撤职、冷落。换作普通人，心气早就散了。但史料里有一句话让我读了很久：即便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他依然多次提出建议，“不消极”。苦闷是真的，彷徨也是真的，但他在苦闷中没有停下来。这一点，对今天在职场上、生活里遭遇挫折的年轻人来说，同样有借鉴意义。

3）真正让我对“代价”两个字有了切肤之感的，是湘江。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8.6万余人，湘江一战过后锐减到3万余人。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是红34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后，从伤口处绞断肠子牺牲，年仅29岁；是红3军团第5师“自师参谋长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阵亡”；是当地百姓自发打捞烈士遗体，在江边掩埋了整整三天。桂北民间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我一直想去湘江边祭奠，这个心愿还没有完成。但即便只是在史料里读到这些细节，也能明白一件事：错误的军事路线付出的代价，从来不是抽象的成本，是一整代最优秀的年轻人永远留在了江水里。

4）正因为湘江的代价太惨痛，遵义会议才不是一座凭空落下来的里程碑。在它之前，有通道转兵，有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2日，红军在湖南通道恭城书院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当即表示赞同。通道转兵是长征中战略方针的首次重大调整，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黎平会议正式确定向贵州转兵，也就不会有后来遵义会议的水到渠成。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和朱德的作用至关重要。周恩来主持了黎平会议，朱德作为中革军委主席一直参与军事决策，正是他们在关键节点上的明确支持，才让正确的主张从“一个人说”变成“多数人认”。读这段历史，我最大的感触是：转折从来不是一瞬间的顿悟，是一步一步把方向掰过来的。

5）遵义会议上有一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曾站出来讽刺毛泽东同志，“你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毛泽东同志反问了一句：“《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张口结舌，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看过。这个场景之所以重要，不在于谁驳倒了谁，而在于它暴露了一个根本问题：那些自认为掌握了“正统”理论的人，恰恰最脱离实际。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从井冈山的斗争里、从反“围剿”的胜败实践里生长出来，不是从书本上读出来的。尊重书本而不迷信书本，尊重经验而不停留在经验，这是那一代革命家留给后人最硬核的方法论。

6）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的第一场大战就是四渡赤水。他自己后来把四渡赤水称为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1956年还对来访者说过，“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今天回头看，四渡赤水之所以令人心潮澎湃，不在于它有多么“神机妙算”的传奇色彩，而在于它是在湘江惨败、全军只剩三万余人的绝境中，用不断的机动、不断调动敌人，硬生生从几十万包围圈的缝隙里钻了出去。紧接着的二渡赤水再克娄山关，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同志在战后写下《忆秦娥·娄山关》。我把这首词全文放在这里：“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从头越”三个字，放在刚刚经历湘江血洗、刚刚纠正错误路线的节点上，不是文字修辞，是一支军队在绝境中重新找回方向后的沉毅心声。

7）长征路上还有另一面严峻考验，来自于党内的分裂危机。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依仗四方面军人数上的优势向党争权，最终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地步。1960年斯诺问毛泽东：“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是在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把“最黑暗”定位于内部分裂而非外部围堵，这个回答本身就是一种深刻判断：外部的敌人再强大，只要队伍不散就有办法；内部的路线一旦撕裂，队伍就真的危险了。而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徐向前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守住了红军不向红军开枪的底线。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也是一样，他们用血肉之躯在13根铁索上打开北上的通道，很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一个是面对敌人时的决死，一个是面对分裂时的克制，两种选择背后是同一种坚守：这支队伍有高于个人生死、山头利益的信仰追求。

8）走到甘南腊子口，是长征北上路上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绝壁对峙，敌军碉堡林立，正面冲锋数次未果，最终靠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才在1935年9月17日凌晨撕开了这道口子，打通了北上陕甘的通道。过了腊子口，到了哈达铺，一个看似偶然的细节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红军从当地找到的《大公报》等报纸上，看到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消息。毛泽东同志看到报纸后十分振奋，随即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到陕北去”，最终在榜罗镇会议正式确定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一张旧报纸当然不是长征胜利的原因，但它是一个象征：走到最疲惫、最需要一个落脚点的时候，信息、判断和果断决策，把一支已经转战近一年、极度疲惫的队伍引向了可以生根的地方。

9）说到陕北，就不能只把它看作长征一个简单的落脚点。刘志丹和习仲勋在陕甘边根据地的苦心经营，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就已经打下了宝贵的革命家底。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21岁的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边区群众亲切地叫他“娃娃主席”。刘志丹曾经对他说过，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后续斗争会异常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段话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却把根据地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说透了：不靠地形险要，不靠外部援助，靠的是政策和群众之间那条紧紧相连的纽带。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面对的并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块已经用鲜血和扎实群众工作浇灌出来的根据地。历史很少把功劳集中在一个高光时刻上，高光到来之前，铺垫早已在漫长艰苦的斗争中悄悄完成。

10）把这些节点串起来，我越发觉得，长征不是一次单纯的行军，而是一场信念与路线的双重筛选。湘江证明了一条错误路线可以把八万人打到三万；通道、黎平、遵义会议证明了一条正确路线，是怎样在争论、博弈、纠正之中逐步凝聚全党的共识；四渡赤水和娄山关大捷证明了一旦方向对了，同样一支队伍可以打出完全不同的局面；哈达铺的抉择、刘志丹与习仲勋经营的陕甘根据地，则印证中国革命，最终必须扎根人民才能生生不息。毛泽东同志在瑞金遭受排挤时不改初心，周恩来、朱德在历史转折关头勇担重任；即便是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博古，在认清错误之后继续投身革命，1941年后主持《解放日报》、兼任新华社社长，1946年黑茶山空难不幸遇难。毛泽东评价博古组织观念很强，这句话分量很重：革命者不是一群完人的集合，可贵之处在于愿意在实践中修正自己，接续奋斗。今天我们纪念长征，缅怀先辈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初心，传承他们“在逆境中不消极、在绝境中找出路”的劲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都有自己的湘江要渡，都有自己的娄山关要越，都有自己的腊子口要闯。踏踏实实办好中国自己的事，让中国老百姓在世界上挺直腰板、过上更有尊严的好日子，就是我们对长征路上所有牺牲先烈最好的告慰。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