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有一句极为醒目的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傅说是商朝名相，姜太公更是辅佐周武王灭纣的千古功勋。可毛泽东却认为，唐初这位名气并不算大的宰相马周，才德远远超过这两位上古大贤。他甚至封马周的文章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还顺手把苏东坡的万言书比了下去，说那些不过是“纸上空谈耳”。
那么，马周究竟是谁？他又凭什么让毛泽东如此推崇？
一介布衣，靠一封代写的奏章跃入朝堂
马周，字宾王，山东茌平人。他出身农家，早丧父母，家境贫寒，却酷爱读书，精通《诗经》《春秋》。因性格旷达不羁，乡里人看不惯他的做派，地方官也屡次斥责他，他干脆辞职出走，一路浪迹天涯。
后来，他辗转到了长安，寄居在中郎将常何门下当门客。贞观五年，关中遭遇大旱，唐太宗命百官上书直言朝政得失。常何是个武将，识字不多，便让马周代他写了一份奏折。
这份奏章一下子列出二十多件事，件件切中时弊。唐太宗读后大为惊讶——常何哪来这样的本事？一问，常何如实回答：“这不是臣写的，是臣的门客马周教的。”
太宗求才若渴，当即召见马周。人还没到，他先后四次派人催促。一番深谈后，太宗大喜，立刻将马周安排进朝廷。此后，马周一路升至中书令，成为贞观朝的重要宰辅，死后陪葬昭陵，配享高宗庙庭。
毛泽东看中的，不是文采，而是“药方”
马周在文学史上并不耀眼，留下的只是几篇奏疏。毛泽东赞他，完全不是冲文字功夫，而是冲政治眼光。
马周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贞观六年写给太宗的一封奏折。当时正值所谓“贞观之治”，四海升平，可马周没有唱赞歌，反而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他直指宫中所造供奉器物、诸王妃主服饰“过靡丽”，百姓徭役太重，“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他警告说，即便是在贞观之治下，百姓实际并不安稳，这几年来，民间早有怨言。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清醒的政治判断。马周总结出一条治国原则：
“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毛泽东读到这段话时，在书页上方连画三个大圈，又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八个字旁，逐字加双圆套圈。这份重视程度，在毛批史书中并不多见。
他称马周的奏折“是贾谊《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其意义正在于：马周不是书生坐而论道，而是直指现实政治的要害，给出即时可用的治国方略。
为什么马周的文章让毛泽东如此高看？
毛泽东一生读史，最关心的是治国安邦的经验与教训。马周文章里的两个核心判断，恰恰触动了这一点。
一是“居安思危”。马周告诫太宗，历代王朝短命，往往不是败于艰难之时，而是败于得意之后。皇帝若只顾眼前太平，忘了内外潜藏的风险，迟早会失去民心。天下一旦生乱，到那时再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二是“以民为本”。马周明确提出，国家真正依靠的不是贵族士族，而是百姓。如果徭役无度、怨声载道，哪怕皇帝事后觉悟，民心一散，再难挽回。这种朴素而尖锐的“民本”意识，正是毛泽东批注中的兴奋点所在。
换句话说，毛泽东推崇马周，不是马周文章写得漂亮，而是马周把“政治”看透了——不粉饰太平，不空谈仁义，一切分析都落到中央集权的稳固、民众负担的轻重上，这与贾谊《治安策》的“切中时弊”是一路传统。
一个低调的宰相，为何被抬到姜太公之上？
马周能得此评价，还在于他的身世与作为形成了强烈反差。他出身卑微，没有门阀背景，全靠一篇奏折被破格提拔；他为人敢说真话，不迎合上意，几次上疏都直指太宗的失误；他不结党、不弄权，死后唐太宗痛惜不已，亲自举哀。
毛泽东以“才德”两字来概括马周，而非只称其“才”，可见其中的分寸：马周不仅有治国之能，更有直谏之德。他身处权力中心，却能保持清醒与质朴，这正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求治之君最渴望、也最难得的人物。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这句话固然是毛泽东读史时的个人判断，未必能成为史学定论，但它透露出的信息却十分清楚：毛泽东所欣赏的，从来不是漂亮的辞章，而是能够切中现实、为人民代言的真知灼见。
马周没有留下传奇的战争故事，没有留下显赫的家世，甚至在后世文人的光环里黯然无光。但靠着两封奏疏，他让一位皇帝认真反省，也让一千多年后的毛泽东在读史时专门为他画下三个大圈。
这大概就是“奇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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