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得好：“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可真到了六十五岁这把年纪，才发现这话得反过来说——岁月压根没打算饶过谁。上礼拜六，我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回来愣是一宿没合眼，瞪着天花板数羊，数到四百多只，羊都累了，我还精神着。

我们那届是七九届，全班五十号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那年月教室里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冬天生炉子，热气一蒸，窗户玻璃上全是水珠子，最后一排的淘气包拿粉笔头往讲台上扔，准头还挺好。如今聚会定在城南一家老馆子二楼，叫什么“牡丹厅”，听着挺气派，推门进去摆了两桌，椅子还空着四把。班长王德发去年刚做了心脏搭桥，胸口那道疤从锁骨拉到心口，他自己说“跟拉链似的”，边说边解扣子给我们看，大伙儿都乐了，可笑完了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乐呵里头掺着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王德发拿着张打印纸挨个点名，说“咱们一个一个来，别嫌烦”。念到李桂兰，没人吱声。他顿了顿：“走了，肺上的事，二一年冬天。”底下有人嘟囔：“她又不抽烟。”班长叹口气：“是不抽。”念到赵永刚，有人说脑梗，五十九那年没的。念到陈明远，空气突然安静了三秒，我旁边老周憋出一句：“他那个……不是病。”没人再往下问。念到张国庆，有人接话：“今儿周三，他下午透析，来不了。”五十个人的名单，念到最后，应声的只有二十六个，这二十六个里头，没病没灾、全须全尾的，我掰着手指头算了三遍——十三个。十三个啊，正好四分之一。

刘晓梅来了，坐靠门那把椅子上，穿得板板正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手里攥着个布袋子。她闺女搀着她，小声跟我们说：“我妈认人费劲，来之前跟她念叨一路了。”我跟她打招呼，她冲我笑，客气得跟头回见面似的：“您是？”报上名字，她点点头：“哦，好，好。”一晚上没说一句完整话，吃饭米粒掉桌上，她闺女一粒一粒捡。那个布袋子她攥了一整晚，后来她闺女跟我说，里头是她年轻时候的日记本，说要带给老同学看——其实是个空本子，啥也没写。

孙建军举杯的时候手直哆嗦，酒洒了一桌子，他端起白开水跟我们碰：“血糖高，不能喝了。”他一只眼睛浑浊得看不见，脚缩在椅子底下，糖尿病闹的，脚趾头截了两个，不愿意让人瞅见。周丽华戴着假发化着妆，看着比谁都精神，坐我旁边吃了两口菜，小声说：“这头发三百八买的，你别笑话我。”我说好看，她低头夹菜：“化疗那会儿一把一把掉，我儿子扫了一簸箕，我说别扫，留着，等好了我看看还能不能长回来。”她笑了笑，“没长回来。”

那天最热闹的一阵儿，是有人提起四十年前去水库游泳的事。老周说陈明远救过一个不会水的同学，被救的那位就坐斜对面，姓吴，头发白了人也胖了，端着茶杯一声没吭。有人问：“明远那时候游得最好吧？”老周说：“是最好。”然后就没下文了。我插了句嘴，说七九年冬天我妈住院，我一个月没交伙食费，食堂记账本上有人替我签了字，师傅说是瘦高个儿男生塞了五块钱，不让声张。我挨个问了一圈，没人认。王德发乐了：“那时候谁有五块钱？一顿饭才一毛二。”我说：“是啊，五块钱顶我两个月伙食费呢。”

散场八点半，大伙儿站门口握手说“下次再聚”。说“下次”的时候好几个人舌头打了个绊儿。老周跟旁边人嘀咕：“下次还聚得齐吗？”那人回：“能来多少来多少吧。”我坐地铁回去，一号线倒二号线，四十分钟，车厢里全是低头看手机的年轻人，我扶着栏杆站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张打印纸。五十个人，我记着名字走了的就有十一个，可能还有不知道的。病着的至少十三个，高血压糖尿病这种要算上的话，那真叫“全军覆没”。

我自己体检报告上个月就出了，医院发短信催我去取，我没去。老伴问了三回，我说忙。那天晚上躺下，一点两点三点，跟烙饼似的翻面儿。起来喝水吃药——降压的降脂的前列腺的助眠的，四种，助眠的吃了半片不管用。坐沙发上翻班级群，五十个人进群三十七个，有没微信的，有儿女帮着弄的号，还有的头像亮着人已经不在了。群里最近一次热闹，是有人发“李桂兰走了，明天火化”，底下二十来条“一路走好”。再往前翻，翻到陈明远发过一张老教室的黑白照片，配了八个字。我盯着那八个字看了老半天。

凌晨四点，我从阳台柜子最底下拽出个生锈的铁盒子，里头是我妈留的几样东西，还有一张七九年的全班合影。摊在灯底下挨个看，五十张脸，蹲着的站着的踮着脚的，十七八岁的年纪，脸上都有光。看到最右边角上，我愣住了——那个人，昨天王德发念到他名字的时候，谁也没应声，也没人说“走了”，就那么静了一下翻过去了。我盯着照片看了十分钟，摸出手机找到一个存了四十年从没拨过的号码。凌晨四点十七分，我没拨。把手机放下，照片收进盒子，盒子塞回柜子底下，躺回床上闭眼。

第二天老伴做早饭问我是不是一宿没睡，我说睡了。她说：“那你眼睛怎么红的？”我说：“老了，上火。”吃完我说出去一趟，她问去哪，我说取体检报告。出了门坐上地铁，七站地下车，走到一条老街上，找了二十分钟，站在一个门牌号前头。抬手，放下，抬手，又放下。那扇门后头的事，我到现在没跟任何人讲过，包括我老伴。我那天到底推没推开那扇门，是对是错，说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

你问我后来到底怎么着了？我站了大概五分钟，门从里头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探出头，瞅了我半天，忽然乐了：“你找谁？”我嘴张了半天，蹦出一句：“我找……陈明远。”她回头喊了一声：“老陈！有人找！”屋里头传来拖鞋趿拉地的声音，一个瘦高个儿老头儿走出来，眯着眼看我。我盯着他那张脸看了半天——就是照片最右边角上那张脸。他没死，也没病，就是搬了家换了号码，跟谁都断了联系。我问他：“你还记得七九年冬天食堂那五块钱不？”他愣了三秒，咧嘴笑了：“你怎么知道是我？”我说：“我看了四十年照片，昨儿晚上才认出来。”他拍了我一巴掌：“进来坐，我刚沏的茶。”

你说这事儿闹的——五十个人的班，走了的十一个，病了的十三个，剩下那二十六个里头，还有这么一位活得好好的愣是把自己弄丢了的。人这一辈子啊，跟赶集似的，有人先走有人后走，有人走着走着就找不着道儿了。可只要你肯回头找，没准儿那扇门后头，茶还热着呢。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