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夕钩撢录》，廖太燕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355页，78.00元
最近，笔者花一周时间，把廖太燕教授的新著《朝夕钩撢录》（以下简称“廖著”）一字不落地研读了一遍，钦佩、欣悦之余，觉得至少有三点收获。
谈收获之前，先挑挑刺，免得因小失大，影响了这篇文章的主题。笔者比较看重细节，但也知道“无错不成书”的道理，所以写书评时给自己划了一条线——单本书少于十处错误的就不提，反之则必须提。廖著和拙著《陈寅恪四书》一样，都是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工作室”主理人陈卓老师的出品（我戏称为同属“陈家班”），更要“大义灭亲”。实话实说，廖著确实存在着超过十处的错字，希望加印或再版时能改过来。比如：朱克敬因目盲，故自号“瞑庵”，而非“暝庵”（22页）；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并非“乙丑”（25页）；华西协合大学，不是“协和”（44页）；历史学家金毓黻，不是“金毓绂”（92页）；女书画家周錬霞，要么名从其人，要么写成“周炼霞”（绝大多数人这么写），“周链霞”（99页）似乎欠妥；“众意签同”（102页），似应作“众意佥同”；“荆公畹”（178页），当是语言学家“邢公畹”之误；著名科学家周光召生于1929年，周光午1925年已到清华学习（229页），因此“兄长周光召”（236页）只能是“堂弟周光召”；“全省视学处为考覆教育之总机关”（318页），估计是“考覈（核）”之误；“更何凭藉”，不宜作“凭籍”（321页）；“第一步……万一无效，则以第二部办法”（334页），“部”当作“步”；“待渡赣江南，江水清且深”，不大可能是“清耳深”（349页）。这些错误属于可以理解、不难改正的小问题，不会削弱廖著的真正价值，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做完“小手术”，以下集中汇报笔者的三个收获。
收获之一：扩展见闻。太燕在“后记”里有两句话勾起了笔者的回忆：“感谢硕导袁进教授带我步入学术之门，并保留了对古今转型时期文学文化的浓厚兴趣；感谢博导金宏宇教授让我对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领悟。”（355页）金教授，笔者尚无缘识荆；袁教授，笔者记得1994年曾有一面之缘。那时我是华南师大中文系的硕士二年级学生，仍在追随业师管林先生学习近代文学；袁先生风华正茂，业已是近代文学研究界的新锐之一。华南师大那年承办全国第七届近代文学年会，我们这些“菜鸟”学生通过参与会务，逐步感受到近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边界并不那么清晰，优秀的研究者必须构建一间坐得下不同时期文学、文化、历史等各路来宾的“会客厅”。然而，知难行易，有所行动的并不多，有所成就的就更少。作为同行，太燕的这间会客厅显然比我的阔绰宽广得多。
廖著分上、下两编，都有让我意外的收获。上编“交谊”所收十篇文章，既有文化家族之间的世谊，更多文化名人之间的交往。前者如湘乡曾氏、义宁陈氏、善化瞿氏、宁乡程氏，后者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龙榆生、梅兰芳、包天笑、石泉、沈从文，这些都是近现代文史研究者客厅里的常客，能让主人看到熟客的另一种面相，尤其不容易。笔者研治义宁陈氏三十余年，还真要感谢廖著的新发现、新贡献，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谈。
上编里的滕固、程应镠，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应该是稀客。笔者对滕固的了解十分有限，主要信息来自吴宓日记，隐约感觉他和吴宓的深交可能与双方的爱情婚姻都不称心有关联。看了廖著，这才明白了来龙去脉。而滕固之死并非被其妻雇凶殴毙，传闻也得到了澄清。至于程应镠，我是因为撰写《陈君葆日记里的陈寅恪》才有所接触，仅仅知道程应镠与其妻兄李宗瀛在西南联大都曾选听过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张求会：《陈寅恪四书·古调犹弹》，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213-214页）。廖著里的《程应镠与沈从文交游录》一篇让我开了眼界，想不到二人的“跨界”交往那么深、那么久。笔者有个坏习惯，面对着大部头日记或其他海量文献，总是功利性地“跳读”，轻易不肯通读、细读，以致留下千疮百孔的信息漏洞。太燕沉得下心来，细细翻、慢慢查，让我这样的“懒汉”捡了个便宜。
张求会著《陈寅恪四书》
下编“文运”所收十一篇文章，集中讲述了许多时间跨度长、空间分布广的重要文化现象或文化活动。明明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却能写得好看如故事，文章篇篇精彩，人物个个鲜活，读起来特别享受。这里面的熟客，如胡朝梁、胡适、吴宓、沈从文，各有新展演：胡朝梁除了是有名的诗人，还是翻译家和小说家；胡适1948年曾和李济一同到武汉讲学（演讲），本地报纸的跟踪报道留存了最真实、最完整的一手信息，其价值亟待重新评估、有效利用；吴宓留学期间一封私信的传播史满是辛酸与无奈，而他与《武汉日报》两个副刊的因缘无疑是其编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沈从文不但与江西新建人程应镠、程应铨兄弟交好一生，还曾于1961年底至1962年初被安排来江西参观、休养和创作，老作家欲转型而不得的挣扎、苦闷在此期间也留下可靠的诸多书证。稀客如许寿裳、谢寿康，廖著也能让读者增长见闻：前者一向是沾了鲁迅的光，其实也是叫得响的大人物，而出任江西省首任教育厅长一事不能不书，因为数年间他殚精竭虑，“在许多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为江西现代教育的发展和成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廖著，340页）；江西赣县人谢寿康，大多数人可能如我一般只知其人、少知其事，廖著直接把1946年的新闻标题搬了过来——“文学外交家谢寿康”（299、308页），提醒各家客厅的主人不要忘了这位足够吨位的重要客人。最典型的生客，大概是王楷元。太燕直接将其定位为“现代文坛的‘失踪者’”（267页），这样一位“在书评、传记创作等方面均有实绩”、以自身作品“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形态与涵容”的历史人物，长久以来“处于被遗忘、被遮蔽的状态”（281页），令太燕伤感，也让读者动容。
收获之二：提供帮助。笔者近几年在撰作《陈寅恪四书》的过程中，找到并且参考了太燕关于义宁陈氏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一次看完廖著，才知道还是有很多成果被我遗漏了。恰恰是这些被遗漏的成果，能够为我接续的陈氏研究提供很大帮助。比如廖著提到张秋尘的《忠王李秀成苗裔》（第7页），此前我或是不知道，或是没留意，反正一直没有成为我的“有效”素材。二十多年前，我协助汪叔子先生编纂《陈宝箴集》，第一次听他说起陈宝箴秘密救存李秀成之子的各类记载。汪先生治学严谨，最终将此传闻郑重写进了《陈宝箴集·叙言》，我那时就知道此事尽管有争议，但不能等闲视之。一晃过去这么多年，廖著再次提醒我：关于此事的研究，不能继续停留在简又文、盛巽昌等史学前辈开创的阶段。
相比之下，另外几则完全可以直接采信的材料，也因为各种因素的作用，被我忽视或忘却了，更令我难堪和自责。比如，曾昭燏1940年2月向表哥陈寅恪请教文字方面的问题，28日“得寅恪表兄一信，云‘剑川元代冲霄五墓砖上之文字（拓本系李霖灿君寄来者）似是密宗婆罗尼咒’”。1958年，有关部门出于统战需要，曾组织同在南京的曾昭燏及其表哥陈方恪撰稿、录音，用于对台进行舆论宣传。1963年2月，曾昭燏写信给寅恪夫人唐筼，告以陈方恪近况，在特殊年代里充任两位表哥的信使（17-19页）。再比如，包敬第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遗作《〈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批注》早在1996年就已公布，诚如太燕所言，“殊为可惜的是，这篇如《元白诗笺证稿》般娴熟运用了‘诗史互证’模式的论著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论及者甚少”。不幸的是，笔者也是未予关注者之一。太燕不但关注了，而且归类了陈氏批注的五类情形：“考校异同”“纠谬”“注释或补证”“申抒己见”“质疑”。文字虽短，却精准彰显了陈氏批注对于文学研究、史学研究的双重借鉴意义（50-54页）。又比如，廖著“陈寅恪与弟子石泉”一节（64-76页），利用石泉日记梳理他与陈寅恪的交往史，特别是1942至1948年的数个主要阶段，远较笔者简单依赖单篇文章《追忆先师寅恪先生》（石泉、李涵合撰）更为详尽而准确。
太燕在武汉大学读博期间，就近对《武汉日报》等当地旧报刊下了一番笨功夫。他的精读、细读原始文献，最接近竭泽而渔式的顶级做法，不但帮助他成功地挖掘出现代文坛的“失踪者”王楷元，而且为包括陈寅恪在内的重要历史人物研究贡献了宝贵史料或重要线索。根据太燕的研究，王楷元（署名“万柳”）曾“大规模地为近现代文化名人绘制‘群像图’”，叶圣陶称之为“漫画式的传记”，刊登在《武汉日报》“作家侧写（记）”专栏的有如下二十余篇：《从文蓝褂》《子恺吃蛋》《颉刚大肚》《西滢口吃》《芸生长胜》《萧红红衣》《鲠生乡音》《无量多玉》《佩弦背影》《恨水笑声》《雪林藏书》《尹默让名》《孟实谈美》《宾四乡居》《适之谐联》《允藏暖室》《废名散文》《晓峰捷才》《白石多钥》《雨僧飞腿》《寅恪病目》等（273-281页）。这二十多位文化名流，生前身后一直不乏研究者跟随或追踪。我不敢确信有多少研究者知道王楷元的这组文章，至少我自己的确是闻所未闻。按图索骥，我请吕瑞哲兄帮忙下载了其中的《寅恪病目》（载1946年11月5日《武汉日报·文史周刊》）。此文是典型的报刊“豆腐块”，主要素材估计来源于陈寅恪的挚友吴宓（字雨僧，时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前一天同一栏目刊载的恰是《雨僧飞腿》，吴宓不但在日记里粘存了为自己“画像”的短文，而且把《寅恪病目》寄往成都燕京大学，请程曦读给陈寅恪听，其时陈寅恪已双目失明（《吴宓日记》第10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61页）。我感兴趣的是王楷元短文中的这句话：“方恪能够做诗，有些贵公子气概，可惜晚节不终，做了汉奸。”鉴于吴宓很早就对陈方恪印象欠佳——“能诗，而狂放佻达”（《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88页），似乎可以据此得出如下推测：陈方恪曾任伪职，至少在当时可谓众所皆知、毋庸置疑，吴宓在寄样报前也许考虑过老友的感受，但最终还是选择即时寄出，可能是觉得陈寅恪也已接受了这个不愿接受的事实。相较于陈方恪1949年后小心翼翼地“洗白”、部分研究者在其身后勉为其难地“辩诬”，刊发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这则短文理应更接近历史真实。
无独有偶，《胡适、李济1948年武汉演讲始末》对于胡适研究的文献价值同样不容低估。此次武汉之行发生在1948年10月3日至7日，《武汉日报》显示出本地媒体应有的热情、力度和水准。恰巧今年年初，我意外地收到宋广波先生寄赐的十卷本《胡适年谱长编》，迅速成为案头常备的工具书。看了廖著里的这篇专文，好奇心驱使着我找到胡谱对这段历史的记载（《胡适年谱长编》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215-217页），发现广波君使用的文献尽管不少，却没有包括《武汉日报》。两相比较，廖著所引新闻报道完全可以使胡谱此节偏简偏少之现状得到改观。比如10月3日上午抵达武汉后，胡适、李济并非直接去拜访白崇禧，而是首先接受武汉日报社记者的采访，胡适回答了济南“失守”后华北局势会不会改变、北平如何收容东北流亡学生、对于特种刑事法庭传讯“职业学生”（亲共学生）的观感等问题。当时，自北而南，各地学生爱国运动风潮不断，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自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武汉讲学数日内，所到之处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被问及学潮问题。10月4日下午，武大演讲开始，“李讲《青铜时代之殷文化》，胡讲《两个世界两种文化》”，“胡适的演讲稿刊发在10月11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87期，但内容与记者的报道有些差异，应该是做过修改”。10月5日上午，胡适在武大学生自治会讲《二十九年后谈“五四”》；继而去东湖中学，胡、李两人“各自演讲二十分钟”；下午到湖北省训团礼堂公开演讲，李济先讲《博物院与教育》，胡适再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6日上午，到湖北省干训团对大中学生演讲，解释世界文化趋向，勖勉在校青年努力做学术；下午到友益街新记大舞台做最后一次演讲，胡适演讲题目为《国际形势之观察》（廖著，190-213页）。
沈从文
收获之三：产生共鸣。廖著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本文标题），出自1962年1月14日沈从文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一封家书。当时，沈从文正随队在江西采风、创作，仍在苦苦寻觅跟上新时代的转型之路。他原本决定在井冈山住下，完成一部以内兄张鼎和为原型的长篇传记小说，“叙写一个世家子弟如何脱离本阶级走上革命道路，记录二三十年代动乱的中国社会面貌和各种不同人物人生足迹”。然而，时移世易，“井冈山已经难以唤醒进行此类题材书写所需要的体验与回忆”，更关键的是，“沈从文不随流俗，拒绝时下通行的过于机械的、重概念的表现技巧”。小说的试写并无结果，只好作罢。他在信里向妻子吐槽：“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因之搁下来了。有待一种新的变化，即自己的简练揣摩，也有可能到一定时候，便尔水到渠成！”（346页）及至1967年12月，沈从文写信给友人程应铨，痛惜自己的工作成果被毁了，觉得自己可能要第三次改业：“我初步倒想到，若能作个勤杂工，专门打扫机关五六个茅房，不再用脑子，或许可望少出点差错，而在新任务上，也一定会十分认真干下去，不会感到丝毫情绪抵触的！”（160页）时代的洪流，尤其是转型时期的惊涛骇浪，从来是由“伟大”“崇高”“真理”“正义”掺和着汹涌民意而构成的，像中晚年沈从文这样的落伍者、失意人、边缘人甚至“失踪者”，在廖著中并不少见。我在仔细阅读、反复浸染之际，猛然被这句话击中，一点也不奇怪。
沈从文的文风一向令我着迷，他的遭遇每每令我唏嘘，但他只是我的历史人物会客厅里的稀客，因为迄今没有发现他和义宁陈家有什么交集，我还顾不上好好招待他。至于他的表侄黄永玉帮助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庐山，那是后话，与沈先生无关。沈从文的一句“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第一时间让我想起陈寅恪的那段经常被人引用的名言：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85页）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把酒问月》）无论身处什么时代，要求“伟大”“崇高”“真理”“正义”为其自身而道歉，估计都是痴心妄想，至少也是千载难逢。而“为难”“反抗”之所以“于我心有戚戚焉”，正在于展示出即使身处万般无奈之中，卑微者其实也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亦即陈寅恪所言“吾人当准情酌理，行吾心之所安，总以不使旁人吃亏为准绳”（《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140页），也就是廖著所说的“即便处境艰难，他们仍然有所持守”（廖著，160页）。
要之，廖著是一部正在并将继续拓展、深化相关领域研究的优秀学术著作，也是一本在广度、深度和高度等方面足以让我感动并且有所收获的好书。我愿以此文向廖教授表达谢意，并与众书友进行分享。
张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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