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六十五，姓邵，退休前在市里一家建材公司做会计。上周六，我们高中毕业班的同学聚会，四十六年没聚过的班，攒了一年了才聚起来。

我们那个班，当年五十个人。这次通知下去，最后到场的二十九个。

我失眠，不是因为没到齐，是因为饭桌上，我们几个老的对了个名单，才看清了这个班的下半生。

先说没到的那二十一个。

有四个，是走的。张卫东，高二那年在河里救人没上来，那年他才十七。还有三个，是这几年走的：一个心梗，走的时候五十八；一个肺癌，去年；还有一个，今年春天，糖尿病坏疽，锯了腿以后没撑过半年。说他的时候，桌上安静了一会儿，有个女同学说了一句，他那时候是全班最会讲笑话的。

有三个联系不上了。一个早就没了消息，最后一次听见他，是有人说他去了南方打工，几十年了；一个婚姻散了以后跟谁都不来往；还有一个，据说是躲债，谁也不知道在哪。

剩下的是到不了的。两个瘫在床上，一个脑梗后遗症八年，一个股骨头坏死。还有一个在精神病院。还有几个说好要来的，前一礼拜打了退堂鼓，有的是自己不想来，有的是家里不让，说身子经不起折腾。

再说到了的二十九个。

二十九个坐下来，一圈看过去，我差点认不出一半。不是老了，是变形成了。当年我们班的班花，坐在斜对面，我看她半天，她冲我笑，我才认出来。她也认不出我，说，邵会计，你怎么矮了。我说，骨头缩了，一米七二剩一米六六。

饭吃到一半，大家开始互相报身体状况。这个过程我很熟悉，因为我们老年人见面都这样，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听着，心里发凉。

二十九个人里，装了心脏支架的，六个。做过大手术的，五个。糖尿病的，七个。长年吃药的，二十个往上。独居的，四个。丧偶的，六个。儿女在外地、一年见一面的，十来个。

有个同学叫赵建国，当年是体育委员，一米八三，篮球队主力。他现在坐轮椅——不是瘫，是去年脑出血以后，右半边不利索，能走几步，走不远。他让儿子推着来的。他坐在那儿，一句话不说，就是看我们，看一会儿，笑一下。他媳妇跟我说，他就这样，脑子是清楚的，就是不愿意说话。

当年他是我们班最风光的人。全校大会上升旗手。

还有一个，女同学，当年成绩最好的，考出去，当了一辈子医生。她跟我说，她退休第二年查出帕金森，现在手抖，字写不了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手在桌上抖。她说，邵，你说讽刺不讽刺，我这辈子给人看病，最后我自己得的这个病，我一点办法没有。

酒过三巡，不知道谁起的头，开始念叨当年的事。谁把粉笔灰装在老师的水杯里，谁抄谁的作业，谁给谁递的纸条。说到那个纸条，桌上笑成一片，有个男同学笑得直咳嗽。

就是那个笑成一片的时候，我心里最难受。

我说不清那个难受是什么。不是伤感，伤感我受得了。是那种，你眼睁睁看着一个东西正在散，散得没法收拾。五十年前，五十个人挤在一间教室里，谁也没想过我们后来会散成这样：走了四个，找不着三个，躺下几个，剩下的，各自守着各自的病、各自的老伴儿、各自的儿女，一年到头，见不上几面。这次聚上，下回呢？下回还能凑几个？

散场的时候，我们在饭店门口照了张合影。拍照的人喊，来，靠得紧一点。我们二十九个人，挤在一起，挨着的都是老胳膊老腿。拍完，有个女同学说，这张照片，咱们自己留好，往后每聚一次，照一张，看看还剩几个。

她说这话是笑着说的，可我们都没笑。

我当晚回家，睡不着。我老伴儿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我坐在客厅里，把那份名单在心里又过了一遍。

我想起我们高中毕业那年，拍毕业照，全班五十个人站在台阶上，一个不少。那时候我以为，人是不会散的，散的只是日子。现在我知道了，日子散着散着，把人也散了。有的散在路上，有的散在医院，有的散在土里。

我半夜里想明白一件事，想明白了我为什么失眠。

我不是怕老，也不是怕死。我是心疼。心疼我们那个班，五十个当年活蹦乱跳的少年，如今全须全尾的，只剩一半。这一半里，还个个都带着零件修修补补的身子，撑着，笑着的。

后来我想，还能怎么办呢。我给我最好的那个同学——初中高中六年同座位的——打了电话，他是到场的，他也没睡。我们在电话里说了一会儿，最后说定：以后不等大聚会了，一年约两次，就我们几个本地的，找个小馆子，吃顿饭。

他说，好，省得下回照合影，人又少几个。

我说，对。趁人还在，一个一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