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寓所病逝。
消息传出后，各种纪念提议迅速涌现，其中有一项颇为激进：将孙中山的安葬之地南京改名为“中山城”。
改名之议的兴起，与孙中山逝世后特殊的政治氛围有着直接关系。
孙中山生前已指定归葬南京紫金山，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孙中山去世当晚开会决议，将“南京城改名中山城”与“北京中央公园改名中山公园”并列，作为永久纪念的两项办法。
几乎同时，江苏公团联合会等六十四个团体致电北京治丧事务所，主张改紫金山为中山、建公园、铸铜像，进而“改石头城为中山城”。
理由是南京为民国临时政府首都，以孙中山之名命名此地，可以“感动人之耳目”，使民众“悉趋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
3月16日，中华民国各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开会，十项决议中的最后一项再次确认南京应改为中山城。
从党部到社会团体，改名动议在数日之内形成了合流之势。
这些提议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声势，却因同盟会元老章太炎的公开反对而迅速冷却。
章太炎的反驳出现在这一势头尚未固化为既定事实的窗口期。
他的第一篇公开表态发表在3月25日的《申报》，所提三点理由有明确的指向，并非泛泛而谈。
第一条理由针对的是命名行为的性质。
章太炎说：“国家非一人之私，虽一省城亦不应施号以自伐。”
在章太炎看来，以在世或新故政治人物的名字冠于一座省级城市之上，即便出于纪念，也暗含了一种将公共城池视作个人功业标记的逻辑。
民国既已终结帝制，帝王时代尚且“未闻以私氏冠地方者”，共和体制下反而以此举来表彰元勋，在法理与政体原则上都站不住脚。
这一条理由之所以站得住脚，在于它把争论从“孙中山该不该纪念”拉回到了“纪念的方式是否与共和原则相容”。
第二条理由关乎孙中山本人对虚号的态度。
章太炎指出，孙中山“亦知虚号不足重也”。孙中山一生所用名号众多，本名孙文，号逸仙，“中山”是流亡日本期间使用的化名。
一个并不以真名行世、也不曾将自己的名字视为政治资本的人，身后却被以化名冠作城市之名，这与孙中山生前的行事风格并不吻合。
纪念一个人，却采用了他本人未必看重的方式，理由本身就不够稳固。
第三条理由最为具体，让提议者难以回应。
章太炎说，中山这个称呼，本是孙先生流亡日本时借用的日本姓氏，不是他本名，也不是传统字号，不适合拿来替换古都的正式名称。
孙中山本名孙文，号逸仙，中山樵只是避难时期使用的化名，后来被外界广泛沿用，变成大众最熟悉的称呼。
章太炎不是否定这个名字的纪念意义，而是认为邑名属于典制范畴，需要稳妥、正统，一个源自外国姓氏的化名，用来做路名、园名尚可，直接拿来替换传承千百年的城名，于礼制、地名传统上都不合。
改名之议搁置后，“中山”并没有从中国的地名中消失。
1925年4月，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县被改名为中山县，这一改动顺利实现，延续至今。
香山是孙中山的出生地，“中山”用于此地，与用于南京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前者是以一个人的名字标识他的来处，后者则是将一个流亡化名加于一座并非因他而得名的城市。
章太炎反对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国民政府后来定都南京，市长刘纪文再次提出改名之议，同样未能通过。南京最终保留了自己的名字，而中山码头、中山路、中山门、中山陵这些局部的命名，则以一种不改变城市主体名称的方式，容纳了对孙中山的纪念。
一场几乎要改变一座城市名字的动议，在几天之内被三条理由挡了回去，此后二十余年无人再正式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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