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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文景获授权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责任编辑｜黎衡
2012年，历史学者宋念申还在美国读博士，他为毕业论文来到沈阳搜集资料，一位朝鲜族朋友带他到西塔街区吃饭。那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朋友说，这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他们先去了朝鲜人开的“平壤馆”，吃完饭，又走到街对面一家咖啡馆，老板是韩国人。
那天晚上，宋念申只是觉得，这样的场景有些特别。“在这个星球上，能有这种体验的地方怕是不多。”
他后来才开始追问，为什么这里叫西塔？这个问题把他带进了沈阳城西一片数平方公里的街巷。清初的藏传佛教寺庙、近代交错的铁路与伪满殖民统治的灰色缝隙、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单位、在中韩文化交流中兴起的跨境消费与风情夜市，几百年的历史层层覆盖在同一片空间里。宋念申的新作《西塔》，试图从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重新观察东亚历史的流动。
西塔街区美食
在宋念申的写作脉络里，第一部专著《跨界》脱胎于博士论文，以图们江边界与移民争议为切口，探讨东亚现代国家与民族的塑成；后来的《发现东亚》与《制造亚洲》则源于教学，面向更大众的读者。对边疆、空间与东亚流动性的关切，贯穿始终。
与主要面向同行评议、旨在奠定教职的第一部专著不同，构思于留美时期的《西塔》，承载着他更进一步的抱负。“美国学界很多学者，到第二本书，不仅仅满足于本专业人士关注。甚至有更大野心的学者会说，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想写一本书，不光是历史学的人看，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人都能看。”
2016年，宋念申深入西塔附近做研究。当他站在过去“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会处，也就是“皇姑屯事件”的发生地，他忽然意识到，书本里的铁路、档案中的地名和眼前的空间，原来可以如此鲜活地汇合。那一刻，他也比较清楚地看见，一个曾经属于藏传佛教的物理空间，后来为什么会逐渐成为消费空间，以及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写”。
此后几年，他几乎每年都会回到西塔，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新冠疫情前最后一次是2019年12月。通常他会在沈阳待上两周左右，一半以上的时间泡在档案馆里，剩下的时间做访谈、走街串巷。档案中那些看似琐碎的土地纠纷、人口迁移和地方行政记录，逐渐和他在街头看到的建筑、铁路、市场、普通人的生活连接起来。
有一次，他在辽宁省档案馆看到民国初年的一系列庙产纠纷。西塔周边的藏传佛教寺庙想出售土地，原来属于清代皇庄的庄头们联合起来反对。起初，在他眼里这只是普通的土地纠纷。直到后来，他在北京收藏的档案里继续向前追，才发现，这场纠纷的根源竟可以追溯到嘉庆年间。百年之后，当事人换了，土地关系和权力结构却留下了某种延续。
历史研究对宋念申而言，常常是这样，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他并不认为微观史和宏大历史是彼此对立的。在他看来，没有微观就太抽象；完全不回应宏观结构，则只有碎片。西塔吸引他的，恰恰在于它不断和更大的历史发生联系。铁路把它放进近代东亚的交通网络，人口迁移改变了这里的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塑造了城市生活，而跨境消费又让它获得了新的身份。
《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和日常》实拍图
这也让宋念申意识到，研究者和当地人的“知识”并不一样。《西塔》出版后，他收到许多来自沈阳人的消息。有当地学生，也有退休老人。他们有人说，这本书让自己第一次换了一个角度理解家乡；也有人指出书中的某些细节，与自己的生活记忆不完全一样。宋念申对此毫不意外。在他看来，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拥有身体性的、日常的知识。这些经验未必会进入档案，却同样构成了一个地方的历史。
如今的西塔又有了新的变化。社交媒体让它成为网红街区，年轻人拍照、打卡，新的餐馆和食物不断出现。与此同时，2000年代初曾高度聚集的韩国人已经减少，国际关系的变化、经济形态的转变，都在这个街区留下了痕迹。宋念申不确定，这一轮网红化能够持续多久。
几百年来，不同的人来到西塔，又离开，历史不断变换方式，进入普通人的日常。
01
“人的跨界游走，也塑造了国家、边界的样态”
南方周末：书中描写了大量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日本之间穿梭的朝鲜族以及跨国移民群体。在近代帝国博弈和冷战的缝隙里，他们的身份往往处于边缘与夹缝之中。在梳理这些人的生命史时，你如何看待他们在多重夹缝中展现出的生存韧性与身份流动性？
宋念申：我努力想突出的是人的能动性。我们如果仅仅把他们看作是一群边缘人的话，不但消解了主体能动性，也使得对国家边界和机制的理解欠缺深入，所以我一直重视所谓的边缘人群。实际上他们并不边缘，在一个大的结构里面游走，这些跨边界的人有非常多的选择。
我们通常会讲，国家的边界限定了人。但是反过来，人的跨界游走，也塑造了国家、边界的样态，我基本是按照这样一个理论构想去摆放他们的位置。在后面这些章节里，我遇到的一个具体问题，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史，在各种官方文献里很难找到。我的补足办法就是用口述史的方法，去展现其日常而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对于我来讲，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结构的冲击是什么，他们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在一个微观的空间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跨区域的选择是什么。
西塔
南方周末：同为朝鲜族极为重要的文化空间，延边代表了边疆、乡土与自治州的传统叙事，西塔则是一个大都市内部的飞地和消费前沿。在西塔这种都市空间里塑造出来的朝鲜族身份认同，和延边有什么不同？
宋念申：我们不由得会拿西塔跟延边比较，但这个比较的体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延边自治州非常大，朝鲜族多的时候将近200万人，西塔最多也就几千人。
延边的整个故事更悠久，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大量的农业人口移居，它的故事是从开垦土地开始的，也始终是跟土地相关的：土地所有权，土地上劳动的样态，以及东北变成伪满洲国后，朝鲜族人群中既有妥协合作，也有抗争。近代革命史里，东北地位非常重要。我们都会讲东北抗联的故事，抗联队伍中就有很多朝鲜族战士。东北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赋予朝鲜族更灵活的选择权，大量青年踊跃参军，从东北跟着“四野”一路打到海南，所以延边又跟解放战争的过程连在一起。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又被组织起来去支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所以延边的近现代叙事，无法脱离中国革命史的叙事。
相较而言，城市里的朝鲜族没有那么典型。他们当然也面临着身份认同问题，但是他们形成的认同方式，更加受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不光是《西塔》里写到的车奶奶，还有很多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来去去，哪边好就在哪边住。比较明确的“西塔朝鲜族”的认同，是随着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逐步完善而形成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那些特别细微的东西：比如在困难时期得到的粮食补助；20世纪70年代时最早的板楼楼房，可以睡火炕，可以做泡菜；再比如当地的学校、医院、文化馆等。他们逐渐对这个地方形成了一种乡土感。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乡土感受到了韩流的刺激。总体来说，延边和沈阳西塔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其中的朝鲜族人都曾经受近代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挤压，但是它们形成身份认同的历程又不完全一样。
02
“用日常的生活场景去组织和结构化一个空间”
南方周末：书里留下名字的传主大多是女性，这种对底层女性的聚焦，是你写作时的刻意为之，还是史料本身的呈现？
宋念申：应该说都有一点。我在收集档案资料的时候，到了20世纪，大量依赖日本的材料，就发现这个空间，至少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旅游手册、游记等历史资料所包装出来的样貌，带有一种非常强的性别印记。后面我采写个人生命史，找到的这些老年人，记忆比较好、生命过程比较完整的，又恰好是女性。当然也有男性，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的故事不像女性那么精彩，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男性采访对象给我的表述中，很少能够自觉谈到他做什么家务，基本上都是他个人的成长史、受教育史、工作，尤其是朝鲜族男性，好像对家务没有太多参与。但这个当然是不完整的。
我也受到很多前沿研究的影响，比如说共和国妇女史，这个也是海外以及国内现在做共和国史越来越重视的，因为我们过多地把劳动，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劳动集中于工厂、单位，或多或少忽略了女性在家庭里面的劳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收集她们的个人故事，格外关注家庭生活的细节，比如每天几点起，怎么做早饭，几点睡觉，小孩谁带等等。能够给我透露这种生活样态的，恰好是女性。
宣传“沈海吉”线的漫画广告 图源：辽宁省档案馆
南方周末：东北本身有很深的萨满信仰基底，清廷在这里建构藏传佛教的空间时，有没有和萨满等本土民间信仰发生过碰撞或者调和？
宋念申：没有。特别有意思，我发现这个地方宗教特别密集，但是各种宗教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集。就像我们理解清朝一样，你说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国教呢？没有。但是清朝的皇帝在任何宗教里都占有一席之地。比如我们看雍正的诸多画像，他有的时候打扮成一个儒士，有的时候打扮成一个隐居的道士，有时戴上假发装成欧洲的一个贵族，有时又可以是藏传佛教的菩萨形象。所以他是哪个有用就用哪个，没有硬性融合。针对不同的地方，清朝皇帝动用不同的意识形态去治理。当然，融合肯定有，人类学或宗教学的研究现在也有说法，比如清朝的萨满仪式里融合了很多其他文化的因素，它对于藏传佛教的崇奉里也融合了很多禅宗的因素，这都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大的角度讲，清朝并没有强行要求外来宗教一定要本土化，或者本土宗教一定要吸收外来宗教。
南方周末：从清初西塔作为藏传佛教空间、连接清廷与蒙古等内亚世界的宗教与政治网络，到近代铁路带来的城市化、殖民扩张和人口迁徙，再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改革开放后的韩资涌入，西塔似乎把几百年的东亚变局都压缩进这几平方公里。生活在西塔的普通人，能感知到自己日常脚下的这多重历史吗？
宋念申：我觉得也许不能。生活在当地的人会用日常的生活场景去组织和结构化一个空间。比如哪儿是我买酱油的地方？哪儿是我上幼儿园的地方？哪儿是我小时候去玩、谈恋爱、消费娱乐的地方？它是按照你的生活感知去组织的，你不会有意识地按照历史结构去组织它。但像我这样的外来人，也许对一个地方没有深刻的生活感知，却更容易从历史角度理解它的不同层面。所以我一个很大的感受是，我跟这个地方的人聊天，他们可能不知道我知道的一些事，但是他们知道的我也肯定不知道，是两套知识。同理，我感觉我也写不了我自己成长其中的北京的历史。
沈阳西塔主街两边的走廊，上方以朝鲜著名的《檀园风俗图帖》绘画来装饰，宋念申摄于2017年
03
“东北现代性的一面经常被忽视”
南方周末：不同于华南社会以宗族和祠堂为纽带的强延续性，东北的历史呈现出极强的流动性与人群更迭。我们应当如何重新评估东北在20世纪展现出的流动性与现代性？
宋念申：华南研究的传统特别关注乡土社会的基层社群里，国家是如何被显现、制造出来的。这跟我这本书的主题有非常强的关联性。但是东北跟华南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在于，华南更易找到长时段延续的传统，它体现在宗族、祠堂、家谱等载体中。但是东北是没有祠堂的，家谱也非常少。它在20世纪那种流动性、急剧的变化，恰恰是东北地域最大的特色，所以你在东北找华南那样的乡土，是非常难的。
中国的多元性就体现在这里，如果用华南研究的框架去套东北，就会套不住。所以在我的书中，每一章都是不同的人在那儿，这个时段过去，一批人就走了，换了另一批人。东北人群流动的丰富和层次的复杂，也让它有所区别于江南、华北等地。
有种固定的印象，认为东北也有乡土文化，比如二人转。相较于粤剧、豫剧等地方曲种，二人转的历史其实很短，把它打造成代表东北乡土的文化形式更是晚近的事情。在20世纪的东北城市中，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恰恰是形式极为“现代”的，比如哈尔滨交响乐团，比如长春电影制片厂。所以我们对东北存在很多刻板印象，来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媒体的引导和呈现。东北现代性的一面经常被忽视。
《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和日常》实拍图
南方周末：华南和东北的区别让人想起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学者所构建的农村区域差异理论，通俗来说，南方重家族轻家庭，北方重家庭轻家族。
宋念申：有一定道理。北方人群的变换非常多，很多北方家族整个南迁过来，保留了家族非常强的势力，但北方想找南方这么大的宗族势力确实很难，一个村就是一个姓，作为绝对主导的，不是没有，但是不那么普遍。因为北方游牧和农耕地带冲撞和融合的过程，恰恰就是中国历史朝代演变甚至整个历史更迭，最主要的发生地。那就造成了中国北方的变动性非常大，包括语言上、家族宗族上、血缘上的变动性。南方相对来讲比较平稳，它的变动性不能说没有，像下南洋，流动性也很大，但是它的传统保留得比北方要稳定一点。东北就处在广义的几个生态区交杂的地方，有农耕、有游牧、有森林集采，甚至也有海洋，这四个大的生态区全都集中在东北。
南方周末：有一些讨论会讲到，南方代表的海洋文明好像更开放，但实际上又会有很多固守的东西，反而更传统的东西也在这边；同时北方看起来好像很稳固，但实际上又有很多流动的东西。
宋念申：北方面向更多的是草原、森林那一带的流动，南方面对的流动性更多是海洋，但这不是绝对的。比如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就两个，一个在东北，一个在上海。重工业基本代表了现代化程度，并不是我们今天看的广州、香港，那个是后面随着新的世界体系在后冷战时代的变化，才逐渐能过来的。所以要理解中国的现代历程，不能够仅仅看我们今天哪个（城市）贸易更发达，GDP更高，需要看工业中心在哪儿。
南方周末：怎么去理解商业造就的经济发达，和之前重工业影响下的繁荣？
宋念申：重工业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它背后有一整套社会结构支撑。如果我们用交通网络的代表性来观察，它最具代表性的交通方式是铁路。铁路城市和铁路网密集的地方，往往是经济最发达、发展最快、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重组了资本主义生产链条，原材料、配件生产、运输、组装和市场不断细化分割。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海运的成本远远低于铁路运输，为生产链条重组提供各种方便。比如做iPhone，可以在印度或者中国生产配件，各个部件可以在不同地方拿，最后在美国完成组装贴签。这种生产方式在重工业时代做不到。随着资本更多流向这种利润率更高的生产方式，传统铁路的重要性会让位于海路，海洋网络就有了巨大的优势。而中国东南沿海还叠加一个优势，就是东南亚及香港的华商网络，能够把外面的资本、技术接入东南沿海。东北有铁路，但是海路相对弱一些，再加上高纬度的气候环境，它的吸引力肯定就不如东南沿海。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世界上所有的老工业基地都经历了衰落。美国的铁锈带，德国的鲁尔区，俄罗斯远东的一些工业城市等，都出现程度不同的人口外流或经济衰退。
04
“案例研究和理论应该是一种对话关系”
南方周末：书的叙述停在2010年代。这几年沈阳成了网红城市，西塔也变成了攻略里的“朝鲜族风情街”，韩流起落、中韩关系变迁和新冠疫情都在重塑它。你认为现在的西塔，更像是书中最后一章的延续，还是该另起一章？
宋念申：我觉得没有开启一个新的章节，它仍然是一个处在消费主义时代下的形态，别人对它也是从消费空间来认知的，只不过新的地方是，两年前我没有意识到它会成为网红经济的一个点。这次去我看见有很多人在那儿拍照打卡，有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加持，越来越多人知道西塔，它是很多人都要去沈阳打卡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会晒出当地美食，其中一些似乎也就是这两年才出来的。上个月我又去了一次，街头卖的那些东西，很多在以前都没有见过。
西塔夜景，2017年，宋念申 摄
南方周末：近几年学术界和出版界非常流行微观史与空间史，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要么沦为缺乏理论关怀的地方志碎片，要么变成强行把宏大理论套在一个小地方上的牵强附会。你在写《西塔》时，是怎么避开这两条弯路的？
宋念申：这个问题特别好。社科研究里这个矛盾始终存在，但是我觉得它至少在我的写作里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之所以选西塔，肯定是因为我在这个点里发现了它和大结构有一种映照关系。很多人问，为什么以前没有人这么写沈阳？其实写沈阳的作品特别多，尤其是和平区那一带，文献非常丰富，但更多的作品是一个从地方出发回到地方的写法，类似于地方志（西塔其实就有一本街道志）。从本地看本地，和我一个外来人观察这个地方，出发点肯定不一样。对于我来讲，我自己对宏大结构的关怀会从叙述里面透露。比如说中国近代的演变，甚至是东亚这个大区域这几百年的演变。是因为有后面的关怀，我才会去选择这个点。所以我在写的时候不断把镜头深入到小的地方，又拉出来，不断反复。
没有看到书之前，很多人也会有疑问，西塔那么小，有没有理论上的代表性？但是案例研究和理论应该是一种对话关系，并不是说要用理论去解释案例，或者用案例去印证理论。对话的关系就是，我在和这个理论进行交流的过程之中去丰富它。比如海内外清史学界一个热点理论命题，是清朝到底是一个内亚草原王朝，还是汉化的中原王朝。如何认知藏传佛教在清朝边疆治理中的角色？我介入的方式，是讨论起源。我的观察是，在清朝最早的首都沈阳，国家设置敕建藏传佛教寺院系统，配置管理机构，逐渐形成管理机制，逐步将藏传佛教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内亚性和中原性往往并行不悖，现代人所理解的排他性的民族或者宗教界限，在清朝的统治者那儿其实不存在，它全部纳入对于国家和皇朝的叙事。
通过这种微观分析，我们介入理论对话。你会发现，我们后世提出的一些“是这样还是那样”的问题，可能并不是最佳的提问方式。通过案例研究，参与理论讨论，使得小的个案能够有丰富的理论解释力，这可能比直接探讨宏大理论问题更为有效。
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
宋念申 著
♥ 知名历史学者宋念申讲述东北、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中的不为人知
♥ 一部立足于多语种、多形态材料和田野调查的微观史
♥ 从一个街区揭示一个城市、国家和区域的形成，以及全球力量如何在日常空间中展开
♥ 自下而上，从街道与居民视角理解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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