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
中国为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在中国人看来似乎不是什么问题，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吗？但如果把视野放到世界历史上，就会发现确实值得研究。首先“自古以来”这个概念对外国人来说就不好理解，在他们的历史课中，绝大多数古文明都像风中尘沙一般消散了，能留下几个雕像、墓碑就已经是历史的恩赐。再来几张羊皮纸，几卷经书，那简直就是考古界的盛宴了。外国人很难理解，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存续数千年之久，并且其主体文化延续至今，绵延不绝。为了让外国人理解这一事实，西方使用了这么一个概念：文明型国家。即中国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这种解释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它实际上只是用一个概念取代了另一个概念，而并没有回答问题的本质，即：中华文明为为什么能够经久不衰。如果自成一派的文明便意味着“长寿”，那为什么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都消失了，唯有中国存在至今。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深入历史，从“中国”二字的含义演变说起。
中国二字含义的演变
公元前1048年初，黄河孟津渡口，旌旗蔽空，战车如龙。台上一个男人正在发表气势如虹的演讲，，台下八百路诸侯和四万五千名士卒300乘兵车蓄势待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盟津之誓”。当年2月5日，伐商联军攻破朝歌，纣王自焚而死，持续500多年的商朝灭亡了，
西周取而代之。历史上说，西周伐商，主要是因为纣王的统治暴虐无道。但实际上这只是一方面，商朝之所以会崩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政治体制的失败，商朝的王位继承一开始是兄终弟及，后来改成了父位子承，结果导致王室内部纷争不断。在商王仲丁死后，他的兄弟们谁也不服谁，都想当老大，结果一打就是一百多年，史称“九世之乱”。这场九世之乱严重影响了商朝作为大国的威信，四方小国不再向商朝朝觐、纳贡。西北部族如土方、鬼方、羌方等也借机发展军事力量。在处理这些边境问题上，商朝统治者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打服为止。商朝统治者特别喜欢御驾亲征，就连后来昏庸无道的纣王，年轻时也是一个征战能手，而且商朝还有个坏习惯，人祭。灭掉一个部落后，商朝统治者会把男丁抓去当奴隶，每逢祭祀的时候，就把成队的奴隶押到祭坛上砍头祭天，兴致所至还要把人头骨做成酒杯拿来助兴，这种残暴的统治方式自然很难让边疆的民族心服口服。
武王克商之后，对商场的失败经验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总结。对内，他采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大大加强和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同时他还大胆任命纣王之子武庚继续管理商都，再让管叔、蔡叔、霍叔等人监督武庚。从而塑造出了一种既有中央权威，又有地方灵活性的张力格局。对外，他提出全新的“天子”概念，即周朝统治者是“天下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概念是划时代的，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央政权的治理范围，还为“大一统”理念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于此同时，周武王还说出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宅兹中国。意思是：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天下的中心，我将在这里治理民众。这也是“中国”二字首次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中。此时的“中国”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国家概念。周武王一族兴于陕甘一带，而商朝的主要地盘在河南一带，之前两边打仗的时候。商人说周人是“西戎”，周人则说商人是“东夷”。周武王胜利后，将东西合并，在洛阳建都。所谓中国便是以此为中心的地盘，更边缘的地区则被划分为“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夷、戎、蛮、狄五方之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基于这种划分，便有了所谓的“华夷之辩”，华指“华夏”，这个概念来自夏朝，而周朝统治者说，华夏人和蛮夷的区别主要在于我么懂礼、有文化、更先进，因此我们才能做“天下共主”。
然而，这种文明先进只是一种发展结果，而非原因，周能得天下，本质上是因为它团结了更多得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从而正面击败了商朝得几十万大军，换言之，是他得拳头比对手更硬。而这一点，八百路诸侯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因此，周室衰弱之后，各类挑战者接连登场。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通过内政、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改革大大提升了国力。随后他便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开启了春秋战国的混战时期。而比较有趣的是，这一次胜出的又是一个“西戎”——秦国。
秦国的崛起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它非常能反应“华夷之辩”和“中国”概念的演变过程。早在春秋初年，秦国就被周室册封，得到诸侯身份。却因“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被各国“夷翟遇之”。直到秦穆公时期，秦国接连完成了攻打茅津、大败晋国、征服西戎几件大事，国际威望一下暴涨，秦穆公直接获得了主持会盟的资格。《史记》中说，秦国一跃“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也就是说，曾经被诸侯们看不起的秦国，此时已经被认可为“中国”的一份子了。实际上，春秋战国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让“中国”二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升格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理念。秦、楚、吴、越等国一开始都被视作“夷狄”，但当他们国力强盛起来的时候，都逐渐被吸纳进诸侯会盟，成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在这个政治共同体内，大家争夺的不仅仅是地盘，还有政治影响力。因为在战乱时期，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哪边的统治者风评更好，就能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才。而在诸侯争霸中，这些人往往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持续500多年的春秋战国，虽然见证了无数大小国家的兴衰灭亡，但各方在文化上却越来越趋同。到了孔子时期，华夷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只要一个政权想要参与中原争霸，他就必须行周礼，把自己变得更“中国”。而那些失意者一旦离开这个舞台，便会自动失去“华夏”的资格，无论他之前有多辉煌，之后史书提起他都只会给他一个“蛮夷”的身份。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文明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残酷的，可以用16个字概括：天下共主，能者居之，失去雄心，失去一切。正因如此，在秦完成统一大业，汉打磨出制度模板后，后世所有的华夏精英，在遇到国破家亡、故土沦丧的时候，都会发疯般的开启“大一统模式”，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无论做出多少牺牲，也要重新将国家凝聚起来。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中央政府几度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然而，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左右，中央集权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实际上，这里面的自然法则，就是中华文明的16字底层逻辑。西方其实有人意识到了，但都不敢讲出来，因为害怕唤醒了中国人对“天下”的思考。
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
今天我们处于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延续。这个体系因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三十年宗教战争而起，以法国瑞典瓜分哈布斯堡王朝为终结。其本质是以宗教认同，来重新划分欧洲国界。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套体系由西方列强升级改写，成了以意识形态为基准的新的划分方式。许多国家被凭空创造出来，一些国家被强行一分为二。最后，当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的时候，它又重新演变为了以“民族认同”为标准的划分方式。在英文里，民族和国家都是同一个单词（nation）。因此，西方提倡的这套新的民族国家叙事实际上没安好心，基于民族国家的理念，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支持各国的分裂势力，并以“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由，在他国内部制造族群对立舆论。比较经典例子就是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和南亚地区的罗辛亚人，这两个民族在血缘上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但硬是被西方人挑拨成了地区的孤立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的冲突不断。
而这一套东西，对中华文明来说，疑似有点太返祖了。
中华文明的底层逻辑
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提出了“华夷共祖”论，经由董仲舒等人的发展，形成了“用夏变夷，华夷一体”的大一统理念。可以说，民族问题从来就不是中华文明关心的主要问题。在过去的三千多年里，中国精英们一直在追问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打天下，二是如何治天下。
对于生活在古代的他们来说，“天下”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天下”。但是到了近代，中国以外的世界闯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天下”的概念本该迎来一次重大升级。然而遗憾的是，救亡图存的压力迫使几代中国人将主要的思想资源放在了生存上。对于西方的国际体系，对于西方的政治思维，对于西方的文化理念，我们来者不拒。就像一个饿极的人，唯恐失去眼前任何一块食物。
但到了今天，当中国人已经解决了温饱和生存的问题以后，面对许多明显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权威定义”，我们就要多问一个为什么了。为什么要按他人的规则定义天下、治理天下？为什么要生活在舶来的道德观念之中？当我们使用别人给定的概念，维护对手制定的标准，称赞他人推崇的偶像，是否意味着我们主动从“文明”中退了出来，将自己贬低为“蛮夷”？就像春秋时期那些逃离中原的失意者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问题将次第出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未来总有一天，中国人会重新记起，周武王在洛阳发出的那纸诏令：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何为中国？中央之国，中心之国。而这个中心，是天下的中心。只是这一次，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将重新定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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