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6年，一封来自草原的信送到了汉文帝的案头。写信的是匈奴冒顿单于，信中他洋洋得意地告诉汉朝皇帝，匈奴已经打败了月氏，包括楼兰、乌孙在内的二十六个国家都已臣服。
汉朝当时正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不得不咽下这口气。但冒顿单于这封信，无意中让汉朝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在“西戎”那个模糊的方向上，原来存在着一个具体的，有战略价值的空间。
这个空间的名字，叫做西域。
张骞凿空：一张改变历史走向的地图
汉文帝或许没有料到，这封信里透露的信息，会在几十年后彻底改变汉朝和匈奴的力量对比。
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朝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实力，不再甘心对匈奴低声下气。要反击匈奴，光在正面硬碰硬是不够的。汉武帝从当年那封信里嗅到了机会，匈奴的侧翼，也就是西域，或许是可以下刀的地方。
这个战略构想，史书上称之为“断匈奴右臂”。
问题是，汉朝对西域几乎一无所知。匈奴人口中的西域各国都是“引弓之民”、“逐水草而居”，听起来跟匈奴没什么两样。但真相是什么，需要有人去看一看。
建元二年（前139年），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一个叫张骞的郎官报了名。他从长安出发，带着一百多人，走到陇西就被匈奴抓住了，这一扣，就是十多年。
张骞在匈奴那边娶了妻子，生了孩子，但他始终“持汉节不失”——手里那根代表汉朝使节的符节一直没有丢掉。后来他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一路向西，经过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终于到了已经西迁至妫水流域、征服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大月氏。
但大月氏人在新地盘上日子过得不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早已不想再找匈奴报仇了。张骞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没能说服对方出兵。
他只好回国。为了避开匈奴，他改走南道，沿着昆仑山北麓东归，结果还是被匈奴抓住了。又过了一年，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再次逃脱，终于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了长安。
出发时一百多人，回来时只剩下他和向导堂邑父两个人。
从外交角度看，这次出使是失败的，联合大月氏的目标没有达成。但从战略角度看，这次出使的价值无法估量。
张骞带回了关于西域的第一手情报，那里不全是“行国”，还有靠农业立国的“城郭之国”。天山以南的绿洲上，分布着一个个定居的城邦，它们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跟中原更为接近。
司马迁把张骞的这次西行称为“凿空”。这两个字用得极妙，不是“开通”，不是“发现”，而是“凿空”。仿佛在厚厚的黑暗中凿开了一个口子，让光透了进来。
乌垒设府：从河西四郡到西域都护
张骞回来之后，汉朝对西域不再是两眼一抹黑。接下来的几十年，汉朝按部就班地推进着“断匈奴右臂”的战略。
第一步，是打通河西走廊。
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朝趁机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这四个郡像四颗钉子，牢牢楔进了原本被匈奴控制的通道上。河西走廊一旦掌握在汉朝手中，中原与西域就连成了一体。
第二步，是在西域扎根。
汉朝开始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派过去的不是军队打完就走，而是屯田士卒带着种子和农具留下来种地。有了粮食，就有了长期存在的本钱。这一做法为此后西域都护府的设立积累了经验。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侍郎郑吉奉命在渠犁屯田积谷。秋收之后，他率兵攻打车师（今吐鲁番盆地一带），攻破了交河城。此后郑吉负责护卫鄯善以西的丝路南道诸国。
真正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内部出了乱子，日逐王先贤掸担心被单于所杀，率领部众四万余人投降了汉朝。郑吉发渠犁、龟兹等国五万人前往迎接。这是匈奴在西域统治瓦解的标志性事件。
匈奴在西域设置的“僮仆都尉”随之撤销，匈奴对西域一百多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同年，汉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设立了西域都护府。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统辖西域三十六国。
这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最高军政机构。汉朝的号令，第一次正式颁行于西域。
有汉一代，中央政府任命的西域都护共有十八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东汉的班超。他在西域纵横三十一年，先后平定于阗、疏勒、龟兹等地，使塔里木盆地周边的五十多个小国一一归附。当他年迈奉调回京时，疏勒人抱着他的马腿不放，哭着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
两府分治：唐朝西域的制度化治理
唐朝接手西域时，面临的是比汉朝更为复杂的局面。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在西州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这是唐朝在西域的第一个最高行政与军事机关。此后，唐朝又相继设立了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后一度以碎叶代替焉耆）。显庆三年（658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
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在庭州设立了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北诸部。至此，西域形成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分治的格局，安西管天山以南，北庭管天山以北。
唐朝的治理比汉朝更加制度化。
在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等东天山地区，唐朝直接设立了正州，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州县制。在塔里木盆地，设置安西四镇管理屯戍。在葱岭以西的广大区域，则创造性地设置了羁縻州府。
屯田的规模也远超汉朝。
据《唐六典》记载，安西都护府下设有“二十屯”，合计屯田约十万亩。从东天山的伊州到西天山的碎叶，到处都是唐朝的屯戍之地。
据《旧唐书》记载，安西都护府管辖的戍兵达两万四千人，龟兹作为都护府治所，是驻军核心。
从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到唐朝的安西、北庭都护府，名称变了，机构变了，但内核没有变，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治理，一直在沿着一条从军事控制向制度治理演进的轨道前行。
但唐朝在西域的辉煌，最终止于安史之乱。大量边军被内调平叛，吐蕃趁机攻陷河西、陇右，安西、北庭与中原的联系被切断。
两府将士孤守西域数十年，最终于贞元六年（790年）前后相继陷落。此后一千年，中原王朝的势力再未深入西域，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
胜负之辨：索取型与输入型的对决
回顾汉唐两代对西域的经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浮现出来：匈奴比汉朝更早进入西域，为什么最终胜出的是中原？
答案或许不在战场上。
匈奴把西域当成了“财政基地”，设置僮仆都尉，向当地百姓征收赋税，进行压迫和剥削。对匈奴来说，西域是用来“索取”的。
而中原对西域是“输入型”的。汉朝在西域屯田，不是从当地人手里抢粮食，而是自己派人去种。唐朝在西域设州县、建军镇、兴屯田，输出的是制度、技术和文化。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经济类型与文化亲缘。西域的“城郭之国”依靠绿洲农业立国，与中原的农耕文明具有天然的亲近感。相比之下，匈奴的游牧经济与西域绿洲城邦之间，反而隔着一层。
当中原的丝绸、铁器、灌溉技术源源不断输入西域时，西域各国看到的不是一个掠夺者，而是一个合作者。
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原与匈奴在西域展开全面竞争时，早期匈奴的军事优势虽然明显，但中原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却在更长的时间里发挥了作用。
结语：西域的地缘价值
回到公元前176年那封信。
冒顿单于写信的时候，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给汉朝递上一张地图。他炫耀的是匈奴的武功，汉朝读到的是西域的地缘价值。
谁掌控了它，谁就掌握了西北这篇棋局的主动权。匈奴得到它，就能从侧翼包抄中原；中原得到它，就能斩断草原的右臂。
此后的两千年里，西域的命运反复印证着一个规律，西域稳则西北稳，西北安则天下安，这就是西域在西北战略链条的地缘价值。
西域是西北战略链条的外层屏障，也是中原王朝的挥出去“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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