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恩俊
黛玉葬花“埋花冢”，是大家都知道的。古人不仅有花痴，更有诗痴，和黛玉一样行葬诗之事。如诗所说：“能诗本是痴人事，想到埋诗事更痴。”两处诗，两个“痴”，层层递进，点出葬诗行为背后文人对诗歌近乎极致的虔诚与敬畏。
古人葬诗，影响最大的当数清代无锡顾光旭等人修建的“梁溪诗冢”，它不仅是清代江南诗坛的重要文化事件，更成为诗冢文化的核心符号。清朝大臣潘世恩的《诗冢歌》，整首诗34行，详尽记述了这桩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诗冢”之事。开篇赞曰：“晴沙先生选诗一千一百有十人，残编断简堆积高于身。瘗之石穴千载留其真”，晴沙先生指清代顾晴沙(即顾光旭)。
顾光旭是清乾隆大臣，罢官归里后，目睹无锡文脉昌盛但文献散佚，遂开始编纂地方诗歌总集。无锡古称“梁溪”，汉魏以来诗人辈出，但诗作多散落无考，顾光旭耗时十一年，编纂《梁溪诗钞》，全书五十八卷，收集汉魏至清乾隆间无锡千余家诗人的两万余首诗作，择优选录近八千首，诗人各系小传，以诗存史。成书后，由本地诗人贾崧等人具体协助，取未入选的残编断简，埋于惠山余脉锡山南麓筑成“诗冢”，并邀请赵翼、翁方纲、袁枚等三十余位名流会葬祭拜。
有据可考，最早“埋诗文为冢”的则是唐代刘蜕的《梓州兜率寺文冢铭》。刘蜕，唐宣宗年间进士。他酷爱文学，以散文著称，自言“饮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愤，疾病嬉游，群居行役，未尝不以文之为怀也”。流寓梓州时，他将十五年间自己所作文章草稿聚而封土掩埋，刻石为《文冢铭》，序言云：“文冢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后世遂将刘蜕的“文冢”奉为葬诗文传统的一个源头，清代张云璈在《顾晴沙先生诗冢歌》中，化用刘蜕文冢的典故，写下“请从刘蜕文冢例，藏以玄宫位置妥”之句，直接说明清代顾光旭修建“梁溪诗冢”，正是效仿了刘蜕文冢的规制。
元末明初乐平(今属江西)文人鲁修与十位诗友“葬诗”的方式则与众不同。鲁修是元代江东名儒李存的入室弟子，李存以诗文雄踞江东文坛，对鲁修的才学颇为器重。与鲁修交游的十位诗友，个个都擅长缘情赋咏。可彼时兵乱不已，庐舍焚毁、书卷散亡，文人毕生心血转眼便在兵火中成了灰烬。鲁修眼见身边友人的诗稿随战火化为飞烟，深恐自己与同社友人的诗作就此湮灭不传，便想出一个异于寻常的办法：取泥制坯，入窑烧制成坚实的陶甓，再把各自的诗作一一镌刻在砖面之上，待字迹在窑火中固形，便将这批刻满诗句的陶甓郑重封埋于深山中，筑起一座以砖石永存护文字不灭的诗冢。此诗冢在明朝宋濂的诗文集《潜溪集》中有详载：“番有奇男子曰鲁修……番数罹兵燹，修惧其诗失传，埏埴为甓，刻瘗山中。瘗已，请太史宋濂勒铭其上。”并赞曰：“世之耽诗者，或呕心以出辞，或绝粒以冥搜，亦何爱其力之勤哉。”在元末明初的纷乱之时，他们没有选择把诗作藏于箧笥、传于后世，而是以窑火炼字、深山为藏，为自己的心血篇章寻了一处不会被兵火惊扰的安稳归处。这座不同一般的诗冢，也成了极具金石气与悲情的一笔。
埋诗冢最感人的可推清代黄图珌的“遗声冢”，也被后人誉为“爱情诗冢”。黄图珌是清代江南知名的剧作家与文学家。他仕途辗转，半生宦游浙水钱塘之间，却不忘寄情词曲诗文。他所著的戏曲《雷峰塔》，是现存最早的以白娘子为题材的戏曲剧本，后世流传的《白蛇传》诸多经典情节便发轫于此。而其“爱情诗冢”无关戏曲传奇，却有一段知己之情。黄图珌的家人“雪香，字梅檐，雅好文墨，颇能歌诗”，可惜雪香早逝，大量未曾刊印的诗稿还留在箧中，黄图珌不忍这些带着两人唱和温度的文字散佚，便将未传的残稿郑重封埋，在吟香亭旁的梅花丛中筑起一座诗冢，亲自题名“遗声冢”，意为音容虽杳，诗声长存。他在《看山阁闲笔》里亲笔记下这件事，还留下题诗：“音容虽杳尚闻声，调叶松风虚更明。”
说起古人的花冢、诗冢、书冢，数不胜数，当然还有剑冢、笔冢、印冢、茶冢等。这也让我对“冢”字产生好奇感，“冢”即坟墓，为什么用“冢”不用“坟”？由“冢”想到“家”，两字字形相近，家是人之居，冢是人死后的去处。一阳一阴，而人死如灯灭，进了“冢”就化为了泥土。而古人相信诗是有灵魂的，“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共千古。乞神佛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黄遵宪)。诗本身就是生命的吟唱，诗冢是文人流风余韵的载体——埋的是诗文，传的是文脉。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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