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城南开花店，第三年。跟贺川同居第五年，房子续租的确认日就在后天。前两年也是这么回事，字我签，剩下的事他办。周三夜里我收了店门回家，十一点多，手上还有百合的味道。
合同摊在茶几上，贺川窝在沙发里刷手机，头也没抬：“中介说了，后天中午前得给答复。你签个字就行。”
我说先吃口东西，把水壶坐上灶，转身去拿面饼。水还没响，他晃过来拎起壶，往碗里倒了一道：“尝尝，泡不开的。”他自己先笑了，“连方便面都泡不开的人，还整天想着扩店。”
面饼在温水里泡得发白，半天不散。我把壶放回灶上重新开火，他伸手过来要关，说外卖得了，费这个劲。拉扯了两下，壶一歪，半开的水泼在我手腕上。
烫红了一条。他瞅了一眼，说了句毛手毛脚，回沙发上去了。我开着水龙头冲了好一会儿，没吵。吵什么呢，这种话五年里我听得多了，多到我都学会了开口之前先在心里掂量一遍。
我把合同收进装花店账本的包里，跟他说明天再说。他嗯了一声，当我是答应了。
那晚我盯着手腕上的红印想，我好像很久没在他面前把一件事从头到尾做完了。
去年我想接两栋写字楼的前台花，刚起了个头，他说你先把上个月的账找补回来再说。后来我接了，三个月多赚三千多，我没告诉他。这种事跟他说，图什么呢。
贺川在装修公司跑项目，收入比我稳。房子是他找的，房租一人一半，晚饭多半是他点的外卖。他请客一向大方，损起我来也从不嘴软。
第二天下午沈蔓来店里取花。她的食堂每月订几束摆前台，我们认识快八年了。当年她刚盘下那个铺面，夜里收摊，我一个人帮她把桌椅叠起来，一帮就是小半年。
后来我辞职开花店、搬去跟贺川同住，她只说了一句“你先把店站稳再搬”，我没听，来往就淡了，淡到只剩逢年过节互发一条消息。
她搬花的时候看见我手腕：“咋弄的？”“烧水的时候走神了。”她看了我两秒，没接着问，拉我到后间水池边冲凉水，冲了小十分钟，又从围裙兜里摸出个创可贴给我贴上。
干这些的时候她一句话没问。贴完了才开口：“店里缺个晚班帮工。后间有张折叠床，你要是没地方去，可以住两周，来不来你自己定。工钱按小工算，一天八十，管吃。”
我说我得想想。她点点头，没劝，也没多坐，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想好了别拖过这周六。过了周六我就招人。”
她走后我在一堆花里站着，下午的订单对了三遍，错了两回。
晚上回去，茶几上放着那份合同，是从我包里抽出来的。贺川说房东这回要涨两百，押金得补一个月。“押金我来垫，你接着住。就俩条件——少往你那个开饭馆的同学那儿跑；店就维持现在这样，别老琢磨扩。”
我问他，为什么我的事到你嘴里全是笑话。
他说他这叫现实，我那叫想一出是一出。“方便面都泡不开，还扩店。”
我说那分开住吧。
他愣了一下，笑了：“行啊。前年你进年宵花，货款差八千，谁给你转的？”
“还了五千，剩三千我现在转你。”我说，“这半年的水电燃气物业，该我出的一半，一起结。”
他脸上的笑收了，说了句“你翅膀硬了”，进卧室，门带得挺响。
我在客厅站了一会儿，给沈蔓发消息：后间还有吗？
她回得很快：有。周六来，钥匙给你留着。
周五中午贺川发消息说中介催了。我回：房子我不续了，你自己定。他回了俩字：随便。
周六上午我算账。水电燃气加这半年的物业，各半，我该出六百八，加上那三千，一共三千六百八，转过去，备注写了“结清”。他过了十来分钟收的钱，没吭声。我这边收拾：花店账本、两季衣服、一口小锅、充电器，两个箱子一个背包。
贺川靠在卧室门口看我装箱：“钥匙给我留着。她那儿能有什么好地方，后厨搭张床你睡得惯？住不了半个月你就得回来。”
我没接话。十一点多，沈蔓推着食堂的小推车来了，进门冲贺川点了个头，多余的话一句没有，动手就搬箱子。
出门前我把钥匙放在鞋柜上。屋里传来一句：“跟你说留着呢。”我说不用了。
路上沈蔓没骂他，也没问。到了店里，她把一把钥匙拍在我手心：“后间的。被子在架子上层，自己铺。先吃面还是先铺床？”
我说先吃面。那碗面卧了个蛋，我吃得挺慢。后间比我想的小，一张折叠床，一个放衣服的架子，一盏灯。吃完我把床拉开，铺好，躺下就睡着了。
花店我照常白天开，晚上十点锁门过去，正好接上食堂最忙的一段。店开在批发市场边上，客人多是夜班司机和下货的工人，十点以后才坐满。
我管煮面、收摊、洗碗。头两晚煮面我老出神，水开了都不知道，锅盖噗噗地跳。沈蔓也不说我，把一个计时器放到我手边：“水开了它自己会叫，你不用一直盯着它。该切葱切葱，该摆碗摆碗。”
第四天，贺川发来消息：“什么时候回来拿东西？”我回：“冬大衣、那箱书、台灯、加湿器，这几样我两周内来拿，到时候约时间。其余的你处理，卖了扔了都行。”他回了个哦。
第五天起，我能一边备菜一边等水，水滚了下说好克数的面，卧蛋，出锅前撒葱花，端给客人。有个跑夜班的司机吃完说：“姐，你这面煮得正正好，不坨。”我嗯了一声，转身去下下一碗，心里挺熨帖。
第七天沈蔓说：“你话变多了。”我说没有。俩人都笑了。在食堂说话不用打草稿，司机们聊路况，她骂上货的账，我插两句嘴，没人笑我。
有一晚收了摊我想，贺川没做过什么天大的坏事，淡季他垫过钱，家里的重物是他搬的。可五年里我跟他坐在一张桌上，话越来越少，后来连想说什么都懒得起了。这样的日子再过五年，我大概连开口都觉得费劲。
这两周里我算了笔账。房子和铺面的租期本来都赶在六月，以前一到这时候，都是贺川提醒我签字。卡里三万二，本来是留着扩店用的。
我改了主意：先把现在的店续半年，一万二；又在店后面两条街租了间朝北小房，一千四一个月，押一付一，先交两千八。交完，卡里剩一万七。
数字薄了，可这钱怎么花，我自己说了算，不用报备，也不用听谁笑话。扩店的事往后放放，我先把眼下这口气喘匀。
签租赁合同那天，我在小房里站了一会儿。六楼，没电梯，窗户对着一条巷子，晚上能听见隔壁铺面的卷帘门哗啦落下来。小是小，放得下我的床、那口小锅和花店的账本。
沈蔓问我晚班还做不做。我说：“先每周两晚，店里忙起来我再跟你说。”她说行：“工钱照旧，面管够。”
周日我去取东西。贺川把两个袋子放在门口让我自己点。点完，他站在门里问：“就这？”我说就这。他说了句“那行”，门就关上了。没吵，也没多余的话。
手机里他的对话框，往上翻全是转账记录。他后来续没续那套房子，我没问。
沈蔓全程只问过我一句：“账清了？”我说清了。她说清了就行，别的她不听。
她收了摊，用小推车帮我拉了一趟。东西搬进六楼那间小房的时候，天快黑了。
晚上我烧水煮面。壶坐上灶，转身去切葱花，没盯着它看。水开了，壶盖被顶得噗噗地响。我把火关小，下了一片面，卧了个蛋。窗外巷子里有人骑车过去，铃响了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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