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台北与福州之间的情报电报频繁往来，吴石、朱枫等人的名字，逐渐进入国民党军政系统的审查视野。也正是在这场震动极大的案件中，“二厅厅长段退之曾力保吴石，后来被捕入狱”的说法流传开来。
但这段故事，不能只凭几篇回忆文章拼接。吴石案牵涉国防部第二厅、保密局以及军法机关，许多材料长期未公开，人物姓名也出现过讹传。把“段退之”直接说成“侯腾”，再由此推导出一整套被捕、获释和赴美死亡的经过，证据并不充分。
吴石是福建闽侯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在国民政府军队中长期任职。1949年以后，他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掌握相当重要的军事信息。与他发生联系的朱枫，则是中共方面派往台湾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
1950年2月，朱枫在台湾被捕。随后，吴石的相关活动受到追查。案件审理速度很快，牵涉人员也被陆续控制。6月10日，吴石、朱枫、聂曦等人在台北被执行死刑。这些日期和人物，是吴石案中相对明确的部分。
至于所谓“二厅厅长为吴石说情”，情形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简单。第二厅主要负责军事情报，保密局则有自己的侦查与审讯体系。两套机构既有分工，也有权力交错。案件一旦涉及高级军官，究竟由谁主办、谁掌握材料，往往比案情本身更敏感。
在这种环境下，一名部门主管如果对案件处理提出异议，未必就是替嫌疑人开脱，也可能是在维护本部门的权限。有人曾这样解释：“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能急着下结论。”这类话即使真实存在，也不能自动证明说话者与吴石有私交。
吴石本人在军中以熟悉军事部署、擅长参谋业务著称。他并不是情报机关的基层人员，而是处在国防部高层的将领。正因如此，案件对国民党军政系统的冲击很大。审查者关心的，不只是吴石做了什么，还要追查哪些人知道内情，谁可能疏忽，谁又可能借机争功。
关于“段退之被关进监狱”的说法，现有公开材料难以支撑完整细节。尤其是“1951年被捕”“写下数万字自辩书”“次年出任国防大学副校长”等说法，缺少能够相互印证的档案依据。把这些内容写成确定事实，容易把传闻当成历史。
“侯腾”这一姓名同样需要谨慎核对。不同文章对其职务、经历和结局的说法差异很大，有的将他写成第二厅负责人，有的又把他与“段退之”视为同一人。人物姓名一旦混淆，后面的军衔、任职和死亡经过都会跟着失真。
更不能轻易采信所谓“赴美治病后离奇死亡”的叙述。一个人的病历、死因和安葬地点，必须有医院记录、家属材料或司法档案相互印证。仅凭“药物不明”“病历缺页”等细节，就断定存在政治谋杀，属于超出证据范围的推断。
吴石案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在于制造一个“仗义保人而遭祸”的传奇。它显示出当时台湾军政体系的高度紧张：情报机关彼此防范，军法审判强调迅速，涉案人员之间的关系也被反复审查。任何一个部门负责人，都可能因案件处理方式受到牵连。
若把传闻中的段退之、侯腾和真实档案中的相关人物混为一谈，读者看到的就不再是历史，而是一段经过加工的故事。对于吴石案，能够确认的应当明确标出，尚无定论的部分也应保留疑问。至于那位被说成“曾力保吴石”的二厅长究竟是否入狱、后来怎样，目前不能用一个未经证实的结论强行替档案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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