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28日，济州岛中部山地，韩军第9联队长金益烈中校独自走进游击队驻地，准备与金达三谈判。山路寂静，双方却都清楚，这次会面不仅关系个人安危，也牵动着济州岛即将失控的局势。
金达三并非他的本名。1923年8月4日，他出生于济州岛，原名李承晋，青年时期曾赴日本求学，后来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系。战争末期，他还曾进入日本陆军预备士官学校，并获得少尉军衔。这段经历，使他既熟悉军事组织，也接触到日本社会中的进步思想。
日本投降后，李承晋回到朝鲜半岛，逐渐与南部左翼组织发生联系。1946年大邱发生大规模冲突，他参与其中，事后遭到军警追捕，只得返回济州岛。也就在这段时间，他改用“金达三”这个名字，开始在当地学校和社会组织中活动。
济州岛的矛盾并非一夜之间形成。光复后的权力重组、物资紧缺、难民迁入，以及地方军警与右翼团体的冲突，使岛上民众的不满不断积聚。特别是西北青年团在岛上的活动，加剧了地方居民与外来势力之间的对立。
金达三看准了这种情绪。1947年，他成为南部左翼组织在济州岛的重要负责人，并收集日军撤离后遗留的部分武器，组织武装力量。真正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曾在日军中服役的李德九。两人目标相近，但处事风格并不一样。
1948年4月3日，李德九率部袭击多个警察据点和右翼团体驻地，济州岛冲突全面爆发。后来，这场事件被称为济州四三事件。它原本与即将举行的选举密切相关，却很快演变成军警、右翼武装与游击队之间的长期厮杀，普通民众受到严重波及。
有意思的是，局势最紧张时，岛上曾出现过短暂的和谈机会。金益烈受美军顾问方面安排，进入山区与金达三见面。据金益烈后来回忆，金达三开门见山地询问：“你说的话，究竟有多大效力？”金益烈回答：“我既然来了，就会对自己的承诺负责。”
双方随后达成停火安排，约定暂时停止战斗，游击人员可以解除武装，但韩军必须保障其安全，并处理制造冲突的右翼团体。遗憾的是，停火期间又发生纵火和杀人事件，双方互相指责，协议很快破裂。金益烈因反对强硬镇压而被撤职，接替他的宋尧赞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军事手段。
从此，济州岛陷入更大规模的清剿。金达三与李德九之间也出现分歧，前者倾向于保存力量，后者主张扩大抵抗。1948年8月，金达三离开济州岛，参加在海州举行的全韩代表大会，随后进入北方接受游击战训练。
1949年10月，金达三率领数百人越过三八线，进入太白山一带活动。这里山势险峻，交通闭塞，适合小股部队隐蔽行动。游击队人数虽少，却频繁袭击地方据点，金达三也因此成为韩国舆论中最知名的游击队指挥官之一。
韩国军队曾组织专门部队围剿。1949年冬，白善烨参与部署追剿行动，游击队损失严重，但金达三多次突围。1950年3月21日，他所率一支部队在江原道旌善郡班龙山附近遭到韩军截击。战后，韩军根据一具遗体上的俄文笔记，认定金达三已经阵亡。
然而，这一结论后来出现疑点。北方保存的材料显示，金达三在1950年春仍可能活动于江原道山区。朝鲜人民军游击队副官成日基在回忆录中称，班龙山战斗后，他曾在襄阳郡山区见到金达三。按照这一说法，战死者或许是另一名指挥员金武铉，而金达三则从包围圈中突围。
这场身份争议，至今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结论。但可以确认的是，金达三曾把南方游击战的实际情况整理成报告，内容涉及各部队兵力、补给、战斗状态和韩军清剿进展。他判断，南方游击力量已经接近失败，韩军正在完成整编，南北之间的军事差距会逐渐缩小。
这份报告的价值，在于它来自长期山区作战的亲历者，而不是纸面推测。它为人民军判断南方局势提供了重要参考。至于报告是否直接促成1950年6月25日的南下行动，现有材料更适合表述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不能简单说成唯一原因。
金达三后来究竟身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他在北方受到重用，也有人认为他因政治分歧失去职务。关于他的墓葬、身份和最终结局，韩国与北方材料各有记载。正是这些没有完全闭合的史料，使这位济州岛游击队负责人长期处在争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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