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街头，17岁的朱鸿兴正挎着报纸叫卖，养父朱文玉却突然从扬州赶来。老人没有寒暄，只反复打量着孩子，身后还跟着一名陌生来客。这场意外相逢，改变了朱鸿兴此后的人生。

朱文玉把他带到亲戚家，沉默许久才开口：“毛毛，跟这位同志走一趟吧。”朱鸿兴不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卖报、学手艺的乡下孩子，怎么会有人专程来找？

来人说明身份后，朱鸿兴才知道，自己并非普通孤儿，亲生父亲是刘少奇，母亲何宝珍已经牺牲。延安方面经过多方查找，终于确认了他的下落，要把他接回父亲身边。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朱鸿兴在朱家生活了14年，早已把朱文玉夫妇当作亲生父母。面对延安，他既陌生又忐忑，脱口说道：“我不去，我舍不得爹娘。”

朱文玉夫妻同样难受，却没有把孩子强留下来。农民出身的朱文玉明白，自己能给孩子的只有温饱和粗浅教育，而延安能够让他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世，也能接受更系统的学习。反复商量后，他答应送孩子离开。

朱鸿兴的身世，得从上海地下工作的一场危局说起。1930年出生的他，小名毛毛，是刘少奇与何宝珍的次子。那时革命环境险恶，孩子不能留在父母身边，寄养并不是个例，而是许多革命家庭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1932年冬，刘少奇奉命前往中央苏区，何宝珍则留在上海，负责互济会和营救工作。夫妻分别时，都以为将来还有重逢之日。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开竟成永别。

1933年3月底，何宝珍在上海被捕。临出门前，她把年幼的毛毛交给房东大嫂照看，只说过几天会有人来接。此后，她先后被押往上海和南京，面对审讯始终没有暴露组织秘密。

敌人曾用生死逼问她，她只回答：“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1934年秋，32岁的何宝珍在南京被杀害。她牺牲后，毛毛的去向也因地下联络系统遭到破坏而变得模糊。

负责照料孩子的朱老太太年事已高，又曾参与掩护工作，继续带着毛毛十分危险。她想到继子朱文玉住在扬州江都，靠弹棉花和做短工维持生活，夫妻没有儿子，便决定把孩子送到朱家。

朱老太太没有说出毛毛的真实身份，只告诉朱文玉，这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朱文玉没有多问，给孩子改名朱鸿兴。孩子送来时身体瘦弱，满身疥疮，连话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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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治好孩子，朱文玉四处找郎中抓药。夫妻二人日子过得紧，却把能吃的东西尽量留给孩子。家里有鸡蛋，也舍不得卖掉；自己吃粗粮，孩子碗里总要多添一些。乡村生活清苦，父母的照料却没有打折扣。

随着年龄增长，朱鸿兴开始替家里分担。他先到上海投靠姑妈，学习皮鞋制作，同时在街头卖报纸补贴生活。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他与养父母之间形成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也因此更难接受突然出现的亲生家庭。

刘少奇并非忘记了孩子。长征、战争和复杂的联络环境，使他无法及时寻找。抗战时期，刘允斌和刘爱琴先后被找到并接到延安，唯独毛毛始终杳无音信。由于当年使用化名、单线联系，线索断裂后，寻找异常艰难。

转机出现在1946年。朱老太太的女儿朱晓云在汇报工作时，提到亲戚家曾收养一个孩子，孩子的母亲可能是地下工作者，使用过“李某”等化名。周恩来听到后立即重视，派人沿着上海、南京和扬州一带的线索核查。

调查人员很快锁定了江都朱楼村的朱文玉。当地当时处在斗争形势复杂的区域，村庄南北情况不同，寻找和接送都必须谨慎。确认身份后，代表才把真相告诉朱文玉。

朱文玉听完久久不语。14年的抚养不是一纸手续，而是一家人共同过出来的日子。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带着孩子前往上海。临别前，朱鸿兴与养父母在提篮桥万象照相馆合影，留下了这段生活的唯一纪念之一。

到延安后，朱鸿兴改名刘允若，与生父分别14年后重新相见。周恩来安排人员向朱文玉送去抚养费用，刘少奇也曾写信致谢。朱文玉没有提出额外要求，只把孩子送回了更适合求学和成长的地方。

1953年，朱文玉的妻子病逝，刘允若寄款帮助料理丧事。次年，朱文玉因肝腹水病重，临终前仍念叨着毛毛。那时刘允若正在苏联学习，未能赶回。1960年学成归国后，他投身导弹设计工作，成为新中国早期导弹研制人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