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17日，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刘少奇主持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董必武也在会场。后来一些展览和书籍的参会名单中，“延安五老”五人的名字被一并列出。问题也由此出现：这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否真的都到了西柏坡？
判断这类历史问题，不能只看一张名单。会议记录、个人年谱、工作地点、往来行程，往往比笼统的称谓更能说明情况。尤其当几位重要人物分处不同解放区时，一次会议是否亲自到场，必须有相应的时间和地点作为支撑。
董必武参加会议，证据最为完整。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5月，董必武抵达西柏坡，随后参与全国土地会议的筹备和组织。
7月17日会议开幕，董必武出席并讲话。8月27日，他又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和负担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根据会议主席团安排，组织专门委员会多次讨论后形成的。无论从职务、行程还是会议材料看，董必武到会都没有疑问。
真正引起争议的是另外四位。
徐特立当时确实在晋察冀地区，但这并不等于他到了西柏坡。中央撤离延安后，他率领文教工作人员来到阜平县温塘村，主要负责教育、教材和宣传方面的工作。1947年夏秋之际，晋察冀不少学校和教育机构面临调整，教材编写、审查以及人员组织任务十分繁重。
有人据此推测：“徐老离西柏坡不远，抽时间去参加会议应该不难。”这话听起来有道理，问题在于，历史记录并没有给出相应证据。现有的会议发言、日程和相关回忆中，没有发现徐特立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明确记载。
更容易造成混淆的，是晋察冀边区后来召开的一次土地会议。1947年10月3日至9日，晋察冀边区为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召开边区土地会议，地点在阜平县史家寨。徐特立当时活动区域就在阜平一带，参加或出席相关活动具有现实可能。后人在转述时，若把“边区土地会议”简写成“土地会议”，便可能逐渐与西柏坡的全国土地会议混在一起。
林伯渠的情况更为清楚。1947年3月离开延安后，他主要留在陕北、晋绥一带，承担边区政府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工作。6月至8月，他先后在绥德等地活动；8月中旬以后，又为陕甘宁、晋绥两地财政和物资问题奔波。这样的行程，与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的会期并不相合。
吴玉章和谢觉哉当时也有一项不能中断的工作，就是参与中央法律委员会的活动。中央法委后来留在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吴玉章、谢觉哉长期在那里讨论法律问题和宪法草案。从1947年春天到夏末，相关日记和年谱留下了较密集的工作记录。
这些记录细到具体日期：4月讨论法律改革意见，5月、6月继续审议草案各部分，7月中下旬进行多轮讨论，8月又推进修改。西柏坡与临县相距较远，而两人的工作几乎连续不断。若说他们中途赶赴西柏坡参会，再迅速返回原地，现有材料同样难以支持这一判断。
有意思的是，吴玉章、谢觉哉的日记中，确实出现过参加土地改革讨论的记载。但结合他们前后的活动地点看，这些会议更可能是晋绥地区的土地改革讨论，而非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名称相近，地点不同，正是后人整理资料时最容易忽略的一层区别。
为什么一些书籍和展览仍把“五老”全部列入参会名单？一种可能，是把“参与土地改革工作”与“亲自出席全国土地会议”混为一谈；另一种可能，是把后来在西柏坡地区开展工作的经历，追溯到了1947年会议期间。历史人物后来确实陆续到达西柏坡，并不能反推他们在此前的每一次会议中都曾到场。
1948年春，随着中央机关陆续向西柏坡一带转移，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人才先后与中央机关汇合。这个时间节点，与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并非一回事。就目前较可靠的材料而言，能够确认出席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的“延安五老”，应是董必武一人；其余四位是否到会，至少不能仅凭名单或称谓作出肯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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