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上海一间并不起眼的住处里，关露接到潘汉年带来的任务：接近李士群，设法建立秘密联系。此时的她，已经是左翼文坛颇有影响力的作家，却要主动走进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于山西右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她以写作和宣传鼓动民众抗日，公开形象与汪伪特工机关之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可地下工作讲究的，恰恰是表面与真实不能重合。组织判断，关露与李士群之间有一层特殊关系。1933年李士群被捕后，其妻叶吉卿曾在困顿中得到胡绣枫照料。胡绣枫是关露的妹妹，这份旧日人情，成了接近李士群的入口。
1941年秋，李士群在家中试探关露：“关小姐，你是老潘派来的吧？”关露没有承认，只反问：“老潘是谁？”面对这种试探，她必须谨慎。一步走错，牵连的就不只是个人安危，还可能暴露地下交通线。
李士群早年曾是中共党员，后因被捕而叛变，成为汪伪特工系统的重要人物。他掌握大量日伪情报，也清楚自己与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随着军统、中统以及汪伪内部的争斗加剧，他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
在组织批准后，关露促成了潘汉年与李士群的秘密接触。此后，关于日军清乡、扫荡以及伪机关动向的情报，陆续传向新四军根据地。关露承担的不是普通联络，而是在刀口上维持一条隐秘通道。
她的代价，也从那时开始显现。
为了让身份看起来真实，关露与叶吉卿保持来往，还进入日本控制的文化机构工作。1943年，她被安排赴日本参加所谓文学会议。日方要求代表公开拍照、发表迎合性言论，关露拒绝使用带有侵略宣传色彩的题目，改以中日妇女文化交流为名发言。
但这些细节无法改变外界看到的表象。报纸把她斥为文化汉奸，昔日文坛朋友也与她疏远。左翼作家圈停止让她参加活动，有人见到她甚至故意避开。她不能解释，也不能为自己辩白，因为一旦说得过多，秘密工作便可能暴露。
抗战胜利后，关露被转移到解放区，仍然没有立即恢复公开身份。她接受审查，承受质疑，连发表文章也被建议改用别的署名。有人劝她：“别再让人记住关露这个名字。”这句话听来平静，背后却是她多年牺牲的名誉。
更深的打击，来自感情。
1937年前后，关露与王炳南在上海相识。那时王炳南从事抗日救亡和国际宣传工作，两人因文学界朋友相交。王炳南赴武汉前，关露送给他一本诗集，顺手把一支派克钢笔夹在书中。她发现他的手很凉，便提醒他放进衣袋取暖。
这句寻常话，被王炳南记在心里。分隔两地后，两人书信往来，感情逐渐确定。王炳南曾在照片上写下：“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抗战结束后，他们都曾设想过组建家庭。
然而，王炳南后来长期从事外事工作，身份公开，影响广泛。关露那段无法解释的经历，一旦与他结合，极易被外界视为共产党对“文化汉奸”的默认。经过组织研究，周恩来和邓颖超认为，这段婚姻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1946年，关露等来的不是婚约，而是王炳南的分手信。信中的决定并非感情消失，而是个人情感让位于组织纪律。关露受到沉重打击，精神状态一度恶化。后来，曾山了解情况，帮助她恢复党组织关系，她才慢慢重新投入工作。
1949年3月，关露得知王炳南在北平香山，专程前去见他。三年过去，两人再次相逢，旧日情感并未完全消散。王炳南把那支派克钢笔还给她，低声说：“忘记过去吧。”关露沉默片刻，回答：“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来找你。”
这次见面，成了两人关系的终点。王炳南后来继续从事外交工作，1955年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关露则长期生活在误解和病痛中，身体状况逐渐恶化，甚至失去执笔和写作的能力。
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关露问题的平反决定，明确说明她在抗战时期从事的是党组织安排的情报工作。多年沉积在她身上的污名，至此才有了正式结论。
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八宝山举行葬礼。王炳南赶到现场，站在人群后方，始终沉默。那支钢笔曾见证两人的相识，也见证了他们在时代压力下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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